中俄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转型比较研究（4）

三、中俄传统政治文化与转型模式选择

中国渐进转型模式和俄罗斯激进转型模式最大的差异，在于俄放弃了原有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采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而中国则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革，逐步完善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出现这种状况的政治文化根源，就在于两国在对待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观的基本态度上具有根本性的差异。

从古罗斯时期著名的“自瓦良格至希腊之路”开始，俄罗斯就注定要与西方文明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到彼得大帝统治时，俄罗斯开始全面接受西方的文化和思想，这也奠定了俄罗斯对待西方文明的基本态度。从根源上说，俄罗斯文化具有深刻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有同西方文化相兼容的成分。俄国文化中的人是精神—灵魂—肉体有机结合的存在体，精神是超自然的，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体现。俄罗斯人“总是透过人的内在生命来研究外部现实”。这种源于俄罗斯民族自身文化基因和东正教宗教精神的人文性，还体现在俄国官方 19 世纪 30 年代提出的“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三位一体的国家理念之中。而也正是因为引自西方的基督教、制度上对与西方关系的宽容和具有超验性质的人文性，帮助俄罗斯能平和地接受西方文明。所以有学者说： “俄罗斯与西欧的科学和文化接触，促进了人道主义和唯理论的学说和观点对俄罗斯文明社会的渗透。”这也构成了对俄国专制制度的威胁，特别是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民主思想进一步在俄罗斯扩散，革命民主派主张通过革命的途径来进行社会改造，将人道主义和人民革命紧密结合起来，这种势头最终推动专制制度解体。

苏联在改革之初就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普适性加以了肯定，这也构成了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主要内容。改革初期，在经济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的情况下，在1987年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改革的重点突然转向了政治领域，将“抽象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看成是改革的战略目标”，将学习西方文化作为基本的改革目标。戈尔巴乔夫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思想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它的全人类的内容”，并强调“承认世界范围的全人类价值高于个别一些国家的利益”。戈氏所说的“全人类价值”，实际上就是西方文明中的人道主义、人权思想等基本因素。叶利钦更是将这种思想付诸实践，宣布“同共产主义制度作斗争”，彻底抛弃了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普京担任总统后，也明确提出：“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而后来进行的政治改革，使“我们终于走上了全人类都在走的主干道”。这再一次肯定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文化。

相比俄罗斯对西方文化的亲缘性和开放性，在根源上讲，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关个性、民主、参与、人权等人文主义的思想资源极其稀薄。“中国古代人文思想的主题是伦理道德，而不是政治平等、自由和人权。这种认识结构也决定了人文思想只能导致专制主义，即王权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强调的往往是人的义务，而不是个人的价值。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内容是“忠君”的国家人格崇拜思想，这种思想进而又转化为伦理道德学说，教化民众放弃自我，一味顺从。在思想方法上，中国的政治文化强调“实用理性”，注重对客观实际的研究，特别是在遇到艰难抉择时，更要求实事求是，“重经验，好历史，以服务于现实生活”。因此，中国文化从本质上就不具有与西方文化相融的可能性，加之政治和文化“大一统”格局的坚固性和排外性，导致中国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一直坚持中国文化的本位和主导地位，西方文化价值观从未成为官方认可的主流话语。也正因为这种坚持，在改革初期，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很快被全国人民所接受，对西方文化批判性地吸收、在实践中摸索具有本国特色的改革之路，成为了所有中国人所认同的转型模式。

所以说，与西方文化的亲疏关系不仅是中俄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差异所在，也是两国转型模式选择迥异的重要根源之一。中国没有盲目学习西方的一切，而是坚持自己的文化本位并考虑到历史的依赖性，从而有选择地、结合自身特点走渐进之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 俄罗斯企图在一夜之间全盘接受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是忽略了对专制主义传统的路径依赖和民族国家认同的需求，在转型模式选择上或模糊或极端的做法最终导致付出了惨痛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