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转型比较研究（3）

二、中俄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异性

虽有上述种种相同，但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道路毕竟酝酿出了民族性格迥异的中俄文化。从大的方面总结归纳，中俄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向： 一个是在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一个是在宗教问题上。

( 一) 同西方文化关系的差异性

总体而言，中国历史上受到过三次规模较大的西方文化冲击，分别是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1840 年鸦片战争后的思想冲击及 20 世纪 20 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其实早在东汉、唐代和元代，西方文化就通过丝绸之路和基督教的传入开始对中国产生影响，但都未能撼动中国大一统的儒家文化根基。明末清初，正值资产阶级革命历程的西方通过传教给中国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理念，也未惊醒中国的天朝之梦。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抛弃封闭观念，放眼世界，探求新知，寻求强国御侮之道，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新思潮影响下的五四运动以批判、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和通过文化启蒙重启中国现代化进程为标志。从那时起，中国思想界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争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但“中国文化本位”的理念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虽然经历过内部分裂和外部文化冲击，“但因为一是有覆盖更广的‘汉文化’，二是经历了秦汉一统，习惯认同早期的‘华夏’，三是中心和边缘、‘汉族’和‘异族’有大小之差异”，所以“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它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基础，……具有文化上的认同，也有相对清晰的同一性”。

与中国的“同一性”相比，俄罗斯文化具有明显的“二元性”，甚至是“多元性”。历史上，由于自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俄罗斯民族在不断受到外族侵扰的情况下，也经常性地与东方和西方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往来。9世纪古罗斯受到的是斯堪的纳维亚文明的影响，10世纪接受东正教只是与拜占庭文明相交的重要成果之一，这为俄罗斯留下了拜占庭兼具古典希腊罗马文化和古代犹太、波斯和亚美尼亚等民族文化因素的印迹。13—15世纪鞑靼蒙古的殖民统治又为俄罗斯留下了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遗产。18世纪彼得大帝开启的西化改革将俄罗斯拉向西方，也让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开始了跨世纪的争论。与中国始终有稳固的华夏文化核心不同，“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一个完整部分，是一个巨大的东—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这也导致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矛盾性、两极化和“对立面的融合”。

( 二) 宗教的差异性

政治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化的特质会影响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曾说： “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虽然“文化都是以宗教开端，中国亦无例外”，但从整体上说，中国文化是以非宗教型为特征的，“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周孔礼教在兴起之前，可以将其视作一种宗教，但是在其深入民间被广泛社会化及与国家政治紧密相连后，这种礼教就成为一种非宗教的教化工具。总的来说，以儒学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政治文化是以周孔礼教来培养教化人们的行为规范，以伦理道德代替宗教来组织管理社会。周孔礼教与西方宗教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不假借外力，而以理性信赖人类自己，以道德代宗教，希冀借人自己的自省和理性形成良好的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善的秩序。从总体上说，多神崇拜、理性务实、相信经验，构成了中国人信仰体系的基本特征。正如《论语》所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从一神信仰的角度来说，这种信仰是大大地打了折扣的。

而俄罗斯的民族文化是与宗教紧密相连的，东正教不仅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的国家政治。公元 988 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东正教为国教，自此奠定了东正教在俄罗斯、俄罗斯东正教会在世界宗教界的地位。随着俄罗斯国家的基督教化和东正教的俄罗斯化，宗教成为小至个人、家庭，大至君主、国家信奉的人生教条及维系彼此关系的精神支柱。也有学者认为，俄罗斯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宗教性的民族，这是一个固有的特质，并不是东正教驯化的结果，而是与生俱来的； “俄罗斯是神选的，是赋有神性的”。东正教的引进迎合了俄罗斯民族宗教性的需求，两者合力造就了俄政治文化中专制主义、极端主义和救世主义的特性，也成功推动了俄罗斯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

中国和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在宗教性上的差异导致了两个明显的后果：

1. 政治思辨上关注现实和超越现世的区别：中国自古代起就把政治理解为对国家事务的管理，政治思辨集中关注现世利益的人事和治国之道，表现为以“三纲五常”的道德标准来约束人的政治行为。俄罗斯的政治思辨则呈现出与中国这种务实性、物质性、功利性处事文化不同的宗教性，“对真理的探索常常将俄罗斯思想与俄罗斯国务活动区别开来，有时甚至在短期内使后者从属于前者”。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思想家一般都有深刻的宗教情怀，他们把国家政治与宗教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眼中的国家治理不仅限于一家一国范围之内，而是攸关人类的命运，具有超验意识。“俄罗斯民族就其形而上学的本性，就其所担负的世界使命而言是一个终极的民族。”

2． 政治精英的“学而优则仕 ”与宗教情怀的区别：中国知识分子独有“士”的精神传统，与统治者政治关系上依附，但有自己相对的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重名节，讲骨气，兼具家国情怀，将爱国和忠君合二为一，努力以儒家道德规范来影响和规范统治者。俄国知识分子注重精神探索和良心品质，他们的思想少有政治功利性，而具有宗教情怀，且注重个人宗教品性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与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联系紧密的特点不同，俄罗斯知识分子阶层“传统上就有‘泛政治化’的倾向，他们是‘真理’(истина)的寻觅者”，质疑和反抗官方制度是他们“社会责任感”和“道德紧张感”的直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