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转型比较研究（2）

( 二) 集体主义

在世界范围内对政治文化进行划分，可以分出西方个人主义和相对落后国家集体主义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而中国和俄罗斯无疑属于后者。

社会结构是政治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也是政治社会化的重要依托。宗法家族共同体和村社分别是中国和俄罗斯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前者建立在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基础上，儒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脐带”，父子、君臣的上下关系分明严密不可逾越，使中国社会呈现一种家族—宗族—民族、家国同构的稳定结构； 后者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地域性社会经济组织，内部实行民主自治，政社合一，兼具宗教教化功能，村社 － 贵族 － 皇帝三方构成一个关系架构。这两个结构的核心都是集体主义。中国集体主义的真正含义，是“以血缘亲属为基础的尊卑长幼的等级秩序”，是宗法制的集体主义。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虽然也强调人本主义，但其所指的不是个人，而是宗法集体，个人本身并不具有独立性和权利，而只有依附于集体才有价值和尊严。秦王朝更是开创了大共同体的一元化统治，用法家思想“将传统亲戚关系的权力和地产制度转换成以国家为中心的非人格化统治”。“儒家推崇圣王理想，可被视作道德的专制主义； 作为对照，法家否定道德与政府的关联，可被视作赤裸裸的专制主义。”“儒表法里”的统治制度为以后历朝历代所沿袭。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则在东正教思想的影响下具备“聚合性”的特点。这种类似东方宗教整体化精神的思想压抑个体的需求和发展，寻求“共同性”的目标。村社制度的核心就是农民个人对村社共同体的高度依赖，通过“制定团体规则或法制、契约，或集体主义原则，使得个人服从集体，没有个体自由”。

中俄两国进入社会主义之后，集体主义得到全面发扬：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苏联的工人和农民，除了在家里睡觉之外，都过着集体主义的生活。集体农庄和工厂都有一个集体活动的中心，还设有公共食堂和幼儿园； 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国有企业的建立和农业合作化的全面展开，集体劳动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意识进一步发展。后来通过“学习雷锋”和其他政治运动的提倡，集体主义精神得到了全面弘扬。

( 三) 道德至上

道德作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的纽带是任何政治体系所不可缺少的，因此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免联系在一起，成为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国和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中都有将政治与道德紧密联系，用道德、精神等主观因素作为政治权力合法性基础的现象。中俄两国社会分别以宗法伦理和宗教伦理来支持统治权力及调和内部关系。

西方传统政治文化虽然也有道德的内容，但从总体上看，道德与政治已作为独立的认识客体相互分开，而且道德总是和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一般表现为善、正义等一些抽象的道德范畴。而在中国和俄罗斯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容易建立在民众对统治者的心理支持基础之上，君主的政治行为总是被与某种道德标准或情操联系在一起，前者集中表现为“三纲五常”的伦常原则，后者表现为东正教“君权神授”的神性道德原则。在家国一体的社会政治结构中，中国“整个社会的组织系统是家族—村落(在一般情况下，村落是家族的集合或膨胀)—国家，文化精神的生长路向是家族—宗族—民族。家族的中心地位使得伦理在社会生活秩序的建构和协调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人们也是这样在感性世界、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中去“寻求道德的本体、理性的把握和精神的超越”。而俄罗斯民族文化形成之初即受到东正教思想的影响，俄罗斯人因此惯以宗教的眼光看待世界，以宗教的标准评判切身生活和政治问题，追求超验的事物和体验“这种超验事物或是关于永恒和彼岸世界的，或是关于未来和此在世界的”。俄罗斯政治哲学走的也是一条“精神道路”，俄思想家重视“道德体验的意义”，他们“对完整意识的追求和对现实的敏感，是和对各种经验的信仰结合在一起的……他们首先还是相信神秘的宗教体验，因为它能使人和上帝及其天国建立联系”。但是，这种宗教体验“如此特殊地带有道德说教的性质”，“有强烈的道德热情”。

中俄( 苏) 两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主流意识形态更注重亲民的社会化宣传，通过树立典型，如中国的“学习雷锋运动”和苏联的“学习斯达汉诺夫运动”，宣传热爱祖国、不计利益、勇于奉献的社会主义道德，将道德至上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俄两国进入社会转型时期，传统政治文化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针对国家崇拜，中俄转型社会表现出了对个人权利的渴望、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和对盲目迷信的摒弃。俄罗斯社会要求“更多的公开性”，中国也倡导对真理标准的重新认识； 针对集体主义，出现了对个人兴趣爱好的追求以及对保护个体正当利益的诉求，中俄共同表现为“奖金”制度的全面实行，社会对公民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也更加宽容； 针对道德至上，中俄都表现出对制度和法治的渴望，“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共识，俄罗斯则通过“宪法奠定了俄罗斯国体的法律基础”。中俄在转型前社会发展都遭受过严重挫折，转型过程中也出现过否定原有政治文化的倾向，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作用，邓小平提出“四个坚持”、普京提出“可控民主”和“主权民主”，都是对原有政治文化合理内容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