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包容是当前中国“转型政治”的重要议题（2）

二、“转型政治”下政治包容的结构化分布

转型政治为拓展政治包容提供基础并制约这个过程， 政治包容发展进一步深化了转型政治的程度，转型政治形态是政治包容的结构化分布的大前提。

1. “两次转型”的交叉并进

现代化转型来自西方语境，亦成为大部分国家的普遍进程。波兰尼将资本主义体系的大转型定位于市场的核心范畴转向市场嵌入人类基本生计，从而形成“市场社会”模式。 而麦克·布洛维针对后共产主义共同体走向市场经济的趋势， 则定义为 “第二次大转变”，由此福山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类型学”对历史终结做了很好的现实证明。第二次大转变实质上是从一种“总体性秩序”转向“公民社会秩序”。中国处于两次转型交汇点上： 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形成与政治结构的逐步开放。经过 20 世纪 90 年代的“市场社会”放开后，政府逐步走向“社会市场”模式。

中国的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类似， 共同遵循着渐进原则，主要是通过改革开放环境下的政策创新，对既有制度进行“打破”或“冲击”，力度并不大于维持社会日常运转所必须的共同体框架 “完整性” 与历史连续性。尤其是在执政党意识形态体系上表现较明显，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演进路径上表明了中国政治转型的特点之一。 另一方面，从全能主义国家体制内部演变来的政治社会形态继续延续“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民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较弱，并且公民的参与明显能力不足、程度不深，政治包容性受制于原来的结构存量，更受制于现在的结构增量。

中国转型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果就是政治上“去两极冲突化”与实际政治更替中采用“技术官僚化”手段。前者的过程中执政党很好地将意识形态分歧保持在“中间状态”，使得各方政治力量都能够纳入政治结构中， 尤其是精英阶层多被制度化纳入政治体系中。后者则为政治体系进一步拓展包容性提供了一种可能与基础，政治成员更替有了可以顺利操作的吸纳标准与程序。

2. 政治包容的表现维度与特征

中国转型政治的模式除了能够为长期积累的矛盾与问题赢得足够的解决时间外， 也存在较大的风险，因为新出现问题的解决更依赖于制度的进一步变革，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方面对制度结构的需求增长迅速，但体制反应比较慢，尤其是面对因利益引发群体性事件带来的社会抗争不断，对政府治理带来了较大挑战。这些利益矛盾根源与利益诉求和参与渠道不畅通，政治吸纳与包容性有限有很大关系，从维度与特征方面看，政治包容存在一些需要厘清和解决的问题。

第一，制度输入标准、模式的稳定性与过度变迁并存。当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与演变已经有了自身的判断标准： 市场中的权力与政治中的权力，两者将民众在宏观上分为体制内外的主体，微观上以财富分层。而政治体系参与主体输入依然沿用原来标准，这个标准有利于官员和其他社会精英进入政治体系，大部分民众被排斥于体系之外，更别谈民众参与“讨价还价”维护自己权益。而以民众为主体的信访制度依然需要通过官僚体系完成，能否成为一种包容性的制度争议较大，裁决权不在民众手里，更多是一种解决遗留问题的方式。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民主党派成员的吸收依然是倾向于精英阶层，他们握有丰富资源与有足够时间来保证。对新社会阶层成员的吸纳呈现出不平衡状态，尤其是一线工人与农民，还有大量流动的农民工因政策壁垒而产生政治参与“真空”（在迁出地与迁入地都难以行使政治权利）。这些普通民众的“自我身份识别”主要在于“体制内外”之别上，而他们的“参照群体”则是精英。 对参与主体的吸收沿用传统的单向输入模式，主导权在执政党与政府手中，如何均衡这种主动权与解决民众利益诉求的关系还难以协调好。少部分基层官员将民众利益与政党利益对立起来，进而产生“到底是为党说话，还是为百姓说话”的谬论。 在强调社会稳定前提下，协调制度输入的设计与现实需求的关系成为政治包容的重要表现。

第二，人员来源身份多元化与行为相对单一化并存。 政治设计与现实有一定的脱节，当民众遇到问题时，第一反应是去找“政府”，而不是找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因为民众对其了解与认知度并不高。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偏差？ 原因是多方面的，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这些政治代表的行为没有很好地与身份匹配，制度设计与实际政治功能出现较大偏差。如何做到让民众相信与信任，依靠这种“代表机制”解决纠纷，而不是直接与政府“对面”，需要在行为方面多下工夫。总的看来，当下中国政治包容现状是“承认政治”形态已初步形成，还需要进一步将“政治容纳”纳入制度设计与变迁中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