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读懂公众对刘国峰公开信的质疑与焦虑

就在延安5·31城管临时工跳踩商户头部事件逐渐告一段落之际，被踩头者刘国峰在致网友的一封信中称“我也有一定责任”，希望“不要因为这样一个特殊事件否定延安革命圣地的形象”，让网友质疑公开信并非出于刘国峰本人的真实想法和意愿，而是当地政府事后危机公关的举措之一。（6月12日《燕赵都市报》）

虽然刘国峰并未回应“被公关”的质疑，但他已经承认公开信是受他委托向社会发布的。被害者的如此“善解人意”与“宽宏大量”不合常理，让人怀疑“被公关”，推测几种可能性：“当事人被迫发公开信；当地政府发动心理战；当事人遭到匿名恐吓；当事人与政府达成某些条件。”这是公众的焦虑，对政府公信力的焦虑，对政府处理透明度的焦虑，对政府超越权力边界的焦虑，对政府官腔的焦虑，更是对公民合法权益难得合法保护的焦虑。面对公众的焦虑，应该尽快给公众一个公开信的真相。

在公开信是否“被公关”真相不明的情况下，为何公众第一反应不是相信这封公开信确实出自被踩头者刘国峰的内心自愿，而是一面倒地认为是“被公关”了，这不正是政治学里的“塔西佗陷阱”吗？“塔西佗陷阱”现象之所以发生，根源不正是政府部门公信力的缺失吗？如果公开信真是“被公关”的结果，说明政府正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毫无疑问需要有人为此负责；如果公开信是出自刘国峰的内心自愿，当地政府也应该反思和检讨政府的公信力究竟是如何失去的，应该如何重建重诺守信的政府形象，以坚决避免“塔西佗陷阱”现象的再次发生。

面对这样一封充满“官腔”的公开信，我们除了焦虑是否“被公关”之外，其实也应该倡导这种已经非常稀缺了的“善解人意”与“宽宏大量”。在已对2名涉嫌违法的工作人员分别给予刑事和行政拘留、6名参与执法的协管员被解聘、2名负有领导责任的单位负责人进行党政纪处分、城管局长鞠躬道歉并承担全部医药费、甚至城管大楼超标、局长座驾超标都将被追究责任的情况下，说政府和管理部门的处理“是比较积极的”，当事人刘国峰“感觉比较满意”，又有何不可？

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再度强调“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在事情得到公平合理处理之后，仍然不能平心接受、甚至激愤吐槽，不也是社会不应该提倡的吗？当事者反思自己“也有一定责任”，不正是需要提倡的理性平和的心态吗？希望“不要因为这样一个特殊事件否定延安革命圣地的形象”，不正是需要提倡的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吗？“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也正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责任与义务。

我宁可从最大的善良去推测刘国峰这一封遭受“被公关”质疑的公开信，但愿事实的真相不会让我们失望。公开信遭受“被公关”的质疑，再一次证实“没有天生的刁民，只有刁官，刁官害得人家变成刁民。”也正是“刁官”，让政府陷入了可怕的“塔西佗陷阱”，无论政府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无论公开信是否真的“被公关”，政府和官员都应该读懂公众的质疑和焦虑，都应该在反省和检讨中走出“塔西佗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