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资本输出以直接投资(FDI)为主。不同于拉美国家,中国利用外资以直接投资为主,其中绝大部分是“绿地投资”,一少部分是跨国并购。事实证明,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作用更大,是“发展导向型”的。相反,目前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更多是间接投资,以攫取最大化利润为目的。下一阶段中国“走出去”应以FDI为主,目标应更加多元化,在发达国家更多以跨国并购的方式获取技术和商业渠道,在发展中国家除了投资能源和资源行业外,还要加大“绿地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尤其是,电站、大坝、桥梁、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应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亮点”,它不仅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瓶颈,需求庞大,而且中国具有比较优势,有利于带动机械设备出口和劳务服务贸易。
其三,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加入“发展中国家集团”,倡行“发展议题”。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中国在和平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当前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出现了“集团化”新趋势,出现了大量的对话集团和谈判集团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参加WTO多哈回合谈判的经历证明,没有朋友将陷于被动,因此中国也参加了一些谈判集团并成为“核心集团”成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不结盟”政策和“伙伴关系”策略也要与时俱进。“中美共治”的“G2”模式固不可取,可行的选择是加入“发展中国家集团”,与其他新兴大国抱团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此基础上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谈判集团成功的关键是寻找共同利益,发展议题则为发展中国家广泛接受,强调“发展”能够强化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认同,提升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发言权和影响力。为此,中国应积极推动将“发展”列为G20峰会、WTO等国际经济组织的长期议题。具体地,一是在G20中倡议设立“发展中经济体基础设施建设基金”。在首尔峰会上韩国曾提议为发展中国家建立基础设施基金,发展中国家对此有很大的期待。中国可提议由主要大国出资100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由世界银行负责具体运作。二是推动多哈发展回合达成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协议,特别是呼吁发达经济体优先作出农产品市场开放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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