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问题政治化：国际气候话语权的争夺 （3）

　四、从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化看全球气候治理的本质

全球气候变化之所以从一个大气环境科学问题不断被政治化，最终演变为一场政治博弈，很大程度上与气候变化问题及其治理本身的特殊性有关。众所周知，全球气候变化的人为原因来自人类过度的温室气体排放，而后者的主要来源是传统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排放的二氧化碳以及农业和牧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甲烷气体等。因此，与一般的环境问题相比，气候变化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它已超出了环境治理领域，涉及的是能源利用、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等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以温室气体减排为主要内容的全球气候治理事关未来各国在能源发展和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事关各国现实的经济利益和未来的发展空间。

首先，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政治博弈反映了各国的发展权之争。从各国的发展历程来看，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能源的利用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决定了国家的兴衰。例如，近代史上最终打破欧洲国际关系平衡的是英国对煤炭的利用以及为采掘煤矿而发明的蒸汽机。尽管18世纪中叶石油就被开发出来，但只是在内燃机的发明和被大量应用于交通和工业中后，最有效利用石油的美国成为了世界体系的霸主。[27]虽然能源含碳量的差别也会造成同样的能源消费量排放的二氧化碳不同，但是由于综合能源含碳强度由能源供应结构决定，这在短期内很难改变。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意味着一国对其能源结构和能源体系的改造和重组，这无疑会触及到国家的根本发展战略。从各国经济增长的现实角度来看，由于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其承受力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人口众多，其减排所承受的压力会更大。因此，采取何种方式和途径实行气候变化策略才能达到减缓与适应之间的平衡、社会经济发展与减少排放量之间的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等，都是二氧化碳减排战略需要考虑和重视的问题。

此外，从全球减排成本来看，对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分析后不难发现，越是短期内(2000—2020年)减排——从GDP减少范围和年均GDP增长率减少量来看——全球所承担的宏观经济成本越是高昂(见表2)。由于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是世界各国独立的行为，但是排放的后果却是全球共同承担。而在全球减排实践中，每个国家首先关注的当然是本国的福利，并且倾向于将减排成本转嫁给他国，谋求“搭便车”的好处。因此，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政治博弈实际上反映了各国对当前和未来发展权的讨价还价。　　

其次，气候治理中公平的维护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对排放权的争夺。“公平”问题争论的焦点表现在发达国家是否应该率先采取减排行动，以及发展中国家是否也要承担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上。它涉及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其中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又包括国际和国内的代内公平问题以及代际公平问题。[28]由于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而其对温室气体的排放情况和性质也存在差异。发达国家的排放是“奢侈性排放”，而发展中国家则是“生存性排放”。虽然所有国家都要承担保护气候的共同责任，但“共同”并不是“平等”和“均摊”。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从历史上看，气候变化问题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长期过度消耗石化燃料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从现实角度看，当代地球环境所承受的来自人类社会的压力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从人均排放量来看，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量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的统计，发达国家以占世界25％的人口排放全世界75％的气体，而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4％的美国，其排放量却高达总量的25％，其人均排放量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2倍。[29]如果要求发展中国家付出同等代价、采取同样措施为主要由发达国家造成的危机承担责任，这显然有失公允。

再次，全球气候治理中充斥着国际气候话语权的争夺。话语权是指说话的权力，该种权力能以非暴力、非强制的方式改变他人、他国的思想和行为。话语权的本质不是“权利”，而是“权力”，是通过语言来运用和体现权力。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大小，直接取决于该国在国际社会中实力及其有效运用。从这一点来看，话语权也是“软实力”的一种重要体现。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话语权争夺主要体现在话题选择权、事务主导权、市场定价权与利益分配权、国际环境和能源制度安排规则等方面。由于欧盟在环保理念、经济技术实力和整体减排能力等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在国际气候话语权的争夺战中已经博得了头筹。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一些耳熟能详的标准和规范(如“1990基准年”、“2℃警戒线”、“2020峰值年/转折年”、“低碳经济”、“碳交易机制”与“全球碳市场”等)都是出自欧盟。与此同时，对国际气候话语权的掌握还可以向世界展示欧盟“环境保护使者”的形象，体现对人类文明的终极关怀，从而达到推动其全球治理价值观念传播的目标。

最后，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博弈还体现了发展模式之争。随着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对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威胁日益加重，已有的人类发展模式遇到了新的挑战，人类需要在发展理念、发展范式、消费结构、生产模式、技术开发和推广等各方面做出全新的调整，发展绿色经济、推行“绿色新政”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向。从短期看，绿色经济不但可以迅速拉动就业、提振经济，还能有效调整全球经济结构，理顺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长期看，绿色经济更有利于全球经济可持续的、广泛的增长，避免生态危机重演，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下的讨价还价实际上也是各国对未来绿色发展模式的竞争。谁占据了绿色经济发展的优先位置，谁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与此同时，能源价格及其供给的波动性正激励着各国更有效地利用能源。日益紧张的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供应也为新技术的开发提供了足够的动力。面对诸如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美国甚至欧洲、日本等国既要防止核心技术被获得，又担心新兴国家不保护知识产权，削弱其竞争力。如果新兴大国成功走上了绿色发展道路，将意味着国家发展模式的多样性，这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展模式无疑是一种挑战。

结论

一种公共问题的政治化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正面的政治化有利于该问题获得所需的政治支持；反面的政治化由于在成员国间造成政治争议而内耗了所需的公共资源。因此，人们应该以一种辩证的观点看待全球公共问题治理进程中的政治化现象，不应予以全面否定。作为一种典型的全球公共问题，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事务的重要议题。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将在某种程度上重塑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之间的互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经历了一个从初期表现为国际会议的频繁召开，到后期进入安全化动议的政治化过程。在这一进程中，气候变化的政治化包含着各国的发展权之争、公平的维护、话语权的争夺以及未来发展模式的竞争。对全球气候问题治理及其政治化的分析对于人们理解其他全球公共问题治理进程中的政治化现象无疑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