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民工” 现象：科层化的管理体制难逃其咎（2）

科学研究要允许失败，因为有创新的科研一定是有风险的。而我国学术界各种各样课题的赞助，从自然科学到人文学科都“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对于研究内容和经费使用都要事先作出说明。我们的大学管理制度要求保险，所以科研人员都倾向于避开有风险的课题，选择风险不大，同时做出来也意义不大的题目。究其根源，科层化的管理体制难逃其咎。

任何一套体制或制度背后都有一套对人性的预设。目前学术环境中的制度预设是“每一个人都要偷懒，人性是恶的，总是希望不劳而获”。这个预设有一定道理，知识分子队伍鱼龙混杂，“奖勤罚懒”的体制对这些人也许是有用的，但也有可能伤害了真正优秀的学者，扼杀了他们的学术创造力，剥夺了他们从事学术工作的快乐感和自我满足感。

那么对于学术而言，好的体制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外大学也许能够提供一些借鉴。在美国，博士生毕业后先做6年助理教授，6年中可以自由研究，6年后如果可以出版一本书、若干篇文章即可以获得终身教职，6年是对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学术兴趣的考验。可以看出，美国大学的人才评价制度非常温和，它营造的宽松环境也为自由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评价方式多种多样，但最重要的是教授要有学术自主权。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评价应该来自于同行，而不是行政意志主导的一套量化标准。而当今中国大学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学术自主权。

没有权威，只有权力的时代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术圈由学术权威主导评价标准。今天，中国的学术界虽然大师林立，但已经失去了权威。行政化的管理使得权力成为学术活动的指挥棒。当然，权力是隐性的，隐藏在“专家评审”的幕布之后。表面上看起来，学术活动是民主的，评职称、评奖、评优都是投票选举的结果，符合程序。值得讨论的是：学术的问题能不能仅靠投票？

学术不是仅靠投票就能投出来的。“学术民主”有它的意义，但是也有其局限。投票能够保证最差的人不入围，但是不能保证入围的一定是最好的，有时优秀的人也容易被淘汰，最后胜出的往往是按照世俗眼光“不错”的人。

西方新近的研究发现，民主不能仅仅依靠投票实现，还要加入商议性过程，在投票之前的充分讨论可以矫正和弥补投票产生的误差。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大家顾忌方方面面的利益不愿意充分参与讨论。专家投票的结果往往不公布，真正控制投票的还是背后掌握着利益和程序的官员，“黑箱操作”使得很多专家投票意见沦为“供参考”的境地。

比体制更重要的是风气

比体制的枷锁更可怕的，是不良风气的蔓延。全民腐败比官员腐败更加可怕，而这正是中国目前的现状。各行各业都有腐败现象发生，只要某人处于某个特殊的位置，拥有哪怕很微小的权力，也可以用来牟取个人利益。一个行政主导的、没有法治的社会往往会滋生出体制性的腐败，不仅腐蚀官员，也腐蚀民众。

问题的核心就在于以权力为中心的体制。这套体制已经内化于我们的生活和心灵当中。一方面，大家痛恨甚至诅咒这套荒谬的体制，另一方面却在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它，甚至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继而按照体制的标准作为自己生活的目标而奋斗。

在体制暂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我们就无可奈何了吗？我不这样认为。虽然大的体制有问题，但是一个学院，一个系，甚至一个教研室可以形成好的小环境。我们可以从一个一个的小环境出发，进而影响大环境，改变整个风气。虽然体制暂时无法改变，但风气却与我们每一个人相关，是我们共同创造的，也是我们有能力改变的。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