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首都机场爆炸案：不应该用“他人生命”走自己另类残酷的维权之路（2）

首都机场爆炸案：如何评价冀中星

冀中星涉嫌三种犯罪，但还不能断言他犯罪。

爆炸案发生后，某社论指出“冀中星在那里引爆爆炸物是明确无误的犯罪。作为非法律文件，我们在这里完全可以把‘嫌疑’两个字拿掉”。

实际上，如果我们比照法条，应该这样说：冀中星在那里引爆爆炸物是明确无误的违法，若论犯罪，则还需加“嫌疑”两个字。

这是因为，冀中星的行为危害的是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相应的可能触犯三种罪名——非法携带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寻衅滋事罪。而冀中星的行为是否符合这三种罪名成立的主客观要件，还不能断言。

先看非法携带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这个罪名针对“携带”本身的危害，要成立必须“情节严重”——携带危险品数量大、危险性大、造成严重后果等。冀中星携带炸药本身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携带炸药的数量或性质是否符合“情节严重”，还需进一步认定。

再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若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则行为人必须有危害公共安全的主观故意，罪名才能成立。从冀中星引爆炸药前后退、远离面前警察的举动看，他并不想伤及他人，而且据说他在引爆前高声警告附近的旅客，这些行为都可用作证明他没有危害公共安全的主观故意。当然，即便他没有直接（希望发生）的故意，也可能有间接（放任发生）的故意，要看他是否有间接的故意，还需参考他如何制造炸药等因素。

最后看寻衅滋事罪。该罪名第四款为：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冀中星引爆炸药肯定影响了公共场所秩序，是否达到“严重混乱”的标准也需要进一步认定。

爆炸案发生后，很多人将冀中星与陈水总（制造厦门公交燃烧案）、钱明奇（制造抚州连环爆炸案）相提并论。而实际上，冀中星与他们并不能归于一类，因为后者的行为是报复性的，前者的行为则不然。

与冀中星行为相似度更高的是那种所谓“跳楼秀”、“跳桥秀”的维权“行为艺术”。这种行为旨在吸引眼球、引起关注。只是冀中星使用了新的方式和残酷的方式，以求制造轰动效应和博取同情。

从维权者的角度看，冀中星可以选择法治渠道、上访渠道、媒体渠道来维权。但是前两个渠道未必能解决他的诉求。媒体渠道能否走通，则取决于他的遭遇新闻价值有多高、以及赶上的传播机遇有多好。很显然，冀中星的遭遇新闻价值并不算高，以至于没有吸引到媒体大规模报道。所以他去机场引爆炸弹，以期制造高新闻价值的事件，“带动”自己的遭遇也具有高新闻价值。

不能肯定冀中星有冤情，但对他走到残酷的“行为艺术”这一步，有理由同情。

直到现在，也不能确认冀中星是被治安队殴打致残的，所以我们不能肯定的说冀中星有冤情。但是鉴于治安队一贯的行为不佳、当地可能存在的司法偏袒、媒体新闻发表渠道的不畅、对伤残者医疗和救助的不到位、公民表达权利的缺失，还是有理由对冀中星走到“行为艺术”这一步抱以同情。当然这不代表肯定他的“行为艺术”。

维权“行为艺术”往往对社会造成直接损害和潜在风险维权“行为艺术”轻则扰乱社会秩序，重则危害公共安全，让不特定的公众承受代价。广州曾有老伯对上演“跳桥秀”的讨薪者心生厌烦，推其坠桥。这位老伯称，自己当天本来要去看病，但由于海珠桥跳桥秀造成交通堵塞，只能提前下车，“一想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受损，我的心就疼，就流血”。

对冀中星这种维权“行为艺术”可以谴责冀中星的行为可被谴责之处在于，不特定的公众与他“无冤无仇”，却会被他损害。这次爆炸，客观上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这也许是出于侥幸，若再有效仿者做出类似举动，难保不会出现严重后果。而承担这些后果的，可能会有对社会完全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孩子。

这样的推测并非夸大其词。在机场发生爆炸，人们可能以为有恐怖袭击而逃跑，混乱的秩序往往滋生严重损害。

更需要做的则是改变综上所述，有理由同情冀中星走到这一步，但可以谴责冀中星走出这一步。或者说，同情现实把冀中星逼到使用极端手段的边缘，但冀中星仍不该越过这条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