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经济仍在筑底过程中,但我认为目前我国经济离底部不远了,但筑完底后却也不会马上出现回升向上的走势,而是进入我称之为的第二个调整型增长期。
这与1997~2001年间的情况十分相似,连增长率的年度变化也惊人相似。1997年我国经济增长由两位数降至9.3%,1998年继续降至7.8%,2000年则再降至7.6%。而最近几年的情况与此极为相似,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率由上年的10.4%调到9.3%,2012年再降至7.8%,今年估计再调至7.5%左右。
从经济增长率角度看,未来几年的经济形势会比1997~2001年间更为严峻,因为外部环境不利,因为国内各种矛盾凸现,一个极现实的选择就是我们的生产和投资活动必须适应这一深刻的阶段性变化。
两大“不适应症”
中国经济处于新阶段,新政府实施新政(克强经济学),这是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关键因素。而产业界和投资者对此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症”,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很多地方政府、企业以及个人,严重不适应中国经济已出现阶段性重大变化这一实际,在决策上和行为上都是按旧模式运作,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
新的发展阶段,尽管经济增长率下降,未来几年经济增长将在6%~8%之间盘整,向下的空间不大,迅速上行也不大可能,但就企业和投资者而言,却是大有可为的,只是投资的重点和策略都要作重大调整。
机会在结构调整,在于规避产能过剩领域,在于资产重组,我以为最近的政治局会议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时讲“把握重大调整机遇”的意思正在此。我深信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巴德的那句话:调整或衰退是创造效益、使经济恢复稳定的过程。得道者得天下,这个道就是顺应趋势,把握别人发现不了的机遇。缺乏竞争力或对市场竞争的严重不适应,将可能面临生存困难或被淘汰的命运。民营企业的活动空间会更大,因为它们更关心效率,而效率或效益是调整期的生命线。
另一个“不适应”就是对新政府的新政策不适应。“克强经济学”不是一时的应景之作,而是经过多年深思熟虑的一种治理经济的新思维,是解决中国经济新阶段“过坎问题”的新药方。过去的老药方―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计划刺激经济,不仅不能解决当前经济问题,更对长期累积的结构性问题束手无策,且副作用大,效果越来越差。在经济处于“过坎”的关键时期,必须深化改革释放红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和政府的引导作用,促进经济结构的全面升级,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这既是目标,也是新的政策框架。
我们可以用此解释“钱荒”问题。今年6月份发生“钱荒”现象并不像一些人预言的那样是中国将发生大危机的标志或预演(与美国次债危机类比),而是商业银行或整体金融体系对新阶段和新政的不适应所引起的小插曲。
“钱荒”的背景是一季度GDP增长明显低于预期,一些人借机制造恐慌气氛,或预言中国经济将会硬着陆,崩盘,发生世界第三波危机。但就中国的金融体系而言,金融机构的两个不适应或两个误判是最主要的原因。第一个不适应是,商业银行仍处于高增长高扩张的思维惯性中,对我国经济正发生的深刻的阶段性变化视而不见,不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投资、投机行为,出现了明显的“超贷”或期限“错配”问题。第二个不适应是,金融机构对新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了严重的误判,他们认为只要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并在市场上鼓吹其重大危害,央行就会出台与过去一样的经济刺激政策,因此,把“信贷扩张活动”、表外业务投机等做得太满了,估计连中期应缴纳的存款准备金都用上了,导致银行资金头寸的异常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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