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下的自由主义：潜力与困境（3）

四、结语：自由主义及其超越 　　西方世界在经历了大约五百年的历史中才形成了现代的社会想象。而中国的社会想象仍然处在现代转变之中，也未必会按照与西方相同的路径发展。葛兰西指出，“批判性阐述的出发点，是自觉意识到你究竟是谁，是将‘认识你自己’作为迄今为止历史过程的一种产物，这个历史过程在你身上存积了无数痕迹，却没有留下一份存储清单。因此，汇编这份清单在一开始就成为当务之急。”23当代中国的社会想象存积了错综复杂的“历史痕迹”，各种价值分化与整合的过程仍在展开。　　我们已经指出，平等主义的理想，个体化的自我理解及其要求的个人自由，以及多元主义事实所要求尊重、宽容与理性对话精神，是三种突出的而难以逆转的价值诉求，自由主义具有强大的思想潜力来回应这些诉求，因而作为社会政治的基本原则具有明显的优势。但与此同时，在今天中国人的社会想象中，某些“前现代的”情感与精神价值并没有完全消失，不断地以各种现代变体的形式出现，寻求表达和满足。而自由主义没有提出足够的理论空间与有效方式来回应这些超越性的精神需求，这是中国自由主义所面临的挑战。更何况在西方世界，自由主义主导的现代性规划也并不令人满意。有现代人的孤独感与虚无感，有社会关系的疏离与异化，有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不公，有资本主义的恶性膨胀与周期性危机，有国际关系中的独断与霸权，凡此种种也会使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实践遭到质疑与抵触。　　在这种背景下，对“另类现代性”的想象（无论是较为温和的矫正修补方案，还是完全替代性的现代性规划）以及中国文化特殊论的主张，都会产生一定的感召力。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坚持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实践的正当性，并试图以不同形式的民主构想来满足自由和平等的现代政治要求，以制度创新来回应多元化的趋势，或以修正版本的“社会主义新人”来塑造新的文化政治与精神世界。24当代儒家的复兴努力表现出多种形态，但都立足于中国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特殊性。以往理解的文化特殊性，在原则上可以在文化多元论的框架中得到安置。但目前社会主义或儒家所主张的文化特殊论并不诉诸地方主义的特殊性，而是诉诸一种更优越的普遍性：中国的特殊价值并不因为特殊而可欲，而是因为更普遍的可欲性而具有特殊的意义。基于对西方现代性困境的批评，社会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倡导者都相信，中国有可能从自身的独特文化传统中发展出一种更优越的普世文明，不仅能够在社会政治安排中回应平等与公正的要求，而且同时能够满足精神世界的要求，更为充分地实现人生理想、伦理情怀、社会团结、政治忠诚、道德秩序与心灵崇高等超越性意义。25　　这些思想创新的努力是一个正在展开的进程，其潜力还未充分显现。它们共同的特征是对以往激进反传统思潮的反拨。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试图以新的价值标准——进步的、革命的、健康的、科学的，来反对中国的古老传统——落后的、反动的、腐朽的、愚昧的。这种激进反传统运动对传统的理解是否正确公允，它本身建立的价值标准是否可靠，都是非常值得质疑的。然而，在批判“五四”新文化传统中，重新诉诸中国文化特殊论的思想努力也将遭遇许多困难。　　首先，无论是儒家还是社会主义，都必须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衰败以及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实践困境提出更有说服力的历史解释。如果中国独特的文化具有文明形态意义上的优越性，那么我们如何解释其历史危机？最近中国崛起的事实被许多人阐释为独特的“中国模式”，也是文化特殊论兴起的背景。但许多社会与经济的实证分析考察表明，中国崛起与自由主义的现代性规划之间具有比中国特殊文化传统更密切的关联。26倘若如此，目前的中国崛起越是持续走向深入，整个社会想象的转变可能会离文化特殊论的理想图景越远。　　其次，如何在多元主义的条件下实现平等与个人自由的价值，这一问题对于儒家和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今天的中国已经失去了一个同质化的集体认同，一个凝固确定、明确清晰的“中国人”的统一标准已经不复存在，对于“我们是谁？”“我们应当如何生活？”以及“中国向何处去？”等等根本性的问题不再存在标准答案。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重要事实，也是根本性的困难所在。而所有关于未来中国图景的想象或方案，都不得不面对这个难题。当代的儒家学说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思想都不得不面对一种重要的选择：在基本的社会政治原则上，是像自由主义那样将不同的生活理想与人生信念的“合理分歧”当作事实性的前提接受下来，并以此作为起点开展论述，还是将这种分歧本身看作是不可接受的、必须消除的“现代性病症”？　　在当前中国大陆，对于一部分社会主义论者以及儒家思想的信奉者来说，让国家承担道德教化的功能，推进“思想统一”的事业，通过消除异端来建立一个同质化的共同体，并在不同于自由主义的制度规划中实现平等主义的理想，仍然是一个可能和可欲的选择。在他们看来，这虽然是艰巨的事业，却是一项值得付诸最大努力的事业。特别是处在乱象丛生的道德危机时代，这种主张产生了相当的吸引力。但是，即便抛开价值立场不谈，就可行性而言，如何消除异端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说服、教育和改造是否足以有效？排挤、压制和禁止会不会遭到抵触？是否必须使用暴力？暴力的正当性和限度何在？是否可以不惜代价？而且，最后谁是“异端”还很难说。自命正统要铲除异端的，最终自己成为异端而被铲除，历史上这样血腥的反讽并不罕见。　　自由主义选择与多元分歧的格局共存。这种选择与历史的教训有关。自由主义在欧洲发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16世纪宗教战争的灾难。而20世纪80年代之后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兴起，也与对“文革”时期暴力争斗的历史反思有密切的关联。这些严峻的历史经验表明，有正统必定会有异端，如果正统以某种独断的统一信仰作为社会政治的基础原则，往往会造成巨大的人道代价。因此，以宽容而不是排斥或消灭的方式来对待异端，与异端和平共存，才是可欲的社会政治方案。另一方面，在道德哲学上，自由主义者秉持“平等的自由”与“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信仰，拒斥以强制性的方式对异己的信念实施“思想改造”工程，因为思想上的强制意味着背离了平等的自由这一重要的自由主义原则，将他人当作了手段而不是目的。自由主义者更愿意并自信能够做到与那些秉持不同信仰（甚至敌对信仰）的人和平共处，并且已经有切实可行的制度性先例可资参照。　　但自由主义的这些主张未必能说服其思想对手。在后者看来，抵制和克服多元主义的努力是正当的，将其视为“不理性”的“独断专制”不过是自由主义者的偏见。将公共政治世界与个人生活伦理世界分离是不可接受的，这本身违背了文化价值的完整性。自由主义者诉诸“和平共存”的理由也未必有效，因为这首先必须假定“和平”或者“对冲突与死亡的恐惧”在价值排序中处于较为优先的地位。在非自由主义者看来，“多元主义”是一种未被验证的、有争议的价值观念，信奉价值多元论本身就涉嫌“独断”。本文无法对这些争议做出充分的评价判断，只是意在表明，要弥合当今不同思想主张之间的分歧是极为困难的。　　但在另一面，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寻求共识的要求近年来也越来越迫切。就必要性而言，无论是当代儒家、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都同意目前中国的发展现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都希望寻求应对这些问题的具有最低共同底线的方案，也都意识到中国必须作为一个完整的共同体存在，不得不与彼此的差异共存。因此，各种“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调和性构想也一直层出不穷。有论者曾主张未来的发展应当融合多种传统，结合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27　　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平等的自由”能够作为共识的基础吗？就可能性而言，儒家思想、社会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各自都具有特定的价值基础来支持平等尊重的规范。儒家传统中蕴含着丰富而复杂的道德思想，既有平等、尊重和宽容的教义（如“仁义”与“恕道”），又有等级化的规则（如“君臣父子”的等级结构），也有类似中立性的原则（如“和而不同”）。许多学者致力于探索儒家思想内部潜在的与现代自由主义的平等和自由理念相兼容的元素，以及儒家传统在现代性条件下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能。28　　社会主义思想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平等主义取向，但传统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并不强调“平等的尊重”，而主要以“消除阶级差别”为理想。在共和国建立之后的三十年间，社会主义对平等的承诺表现为“内外有别”——在无产阶级内部主张平等、团结和友爱；而对于其他阶级，则采用改造和斗争的原则。但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与实践对于推广与加深作为价值规范的“平等”具有极大的贡献，而且对打破传统社会中的等级观念（比如对于女性的歧视）发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在后毛泽东时代，当“阶级斗争”话语被废除之后，平等原则在理论上适用于所有公民。同时，国家转变了全能主义的性质，收缩意识形态的管制领域，使社会成员得以拥有“个人的生活领域”，在其中获得了相当的选择空间，在客观现实上倾向于更为尊重个人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自由。　　对自由主义而言，平等的尊重是现代自由主义的核心，但需要超越自身的世俗化与理性主义局限，在情感关怀与精神世界的层面上向不同的思想传统开放。至善论的自由主义（perfectionist liberalism）传统与儒家的国家道德教化有共通之处，29而哈贝马斯提倡的“宪政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也可以改造其过于理性化的内涵，兼容于人们对自身文明传统与政治共同体的特殊依恋与超越性诉求。30对自由主义者来说，重要的是认识到，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个人生活，不可只是自由主义而别无其他（nothing but liberal），换言之，仅有自由主义是不够的。而对于与自由主义相竞争的其他思想流派来说，也有必要认识到，除非对现代性条件做根本性的改造，否则，缺乏自由主义精神的社会政治安排是危险的和脆弱的。因为“平等主义”、“个人自主性”和“多元宽容与尊重”这些“普世价值”已经成为中国人自己肯认的价值，正铭刻于现代中国的文化背景之中，成为我们生活的地平线。 　　*本文的不同版本曾先后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挪威卑尔根大学举办的三次学术会议中宣读。感谢多位学者（尤其是慈济伟、周保松、谢世民、约翰·邓恩［John Dunn］、奎纳尔·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图瓦尔·瑟尼斯［Thorvald Sirnes］等教授）富有启发的评论。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项目编号：12&ZD012）之子课题《外来文化对我国大众精神文化影响的现状与趋势》的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