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探析副市长雷语“孩子遭性侵不向政府要一分钱”（6）

不管是解读A还是解读B，这都是一种严重的行政不作为

政府有责任打击校园性侵害，对未成年人施以最大的保护

理所当然，对于校园性侵案有关方面是完全摆脱不了责任的。据谭晓玉描述，校园性侵“发案所在学校，普遍管理松散、监督乏力，相关规章制度不健全，已有制度形同虚设。在一些中小学校，特别是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学校，管理人员缺乏，学校疲于应付教学任务，忽视对教师队伍的管理和教育，有的犯罪分子本身就是学校负责人，更无所谓监督。一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只把精力集中在抓教学质量上，对教师队伍的监督和管理缺乏足够的重视，通常仅靠教师自律。男教师可随意将女生唤至自己宿舍单独辅导，或以打扫卫生、看管物品为由，安排女生留校，极易诱发性犯罪。更有甚者，一些教育部门没有对教师资格严格把关，犯有前科的加害人换换地方，又重新走上讲台，让道德败坏的害群之马多次混入教师行列。有一涉案教师在长达15年时间，前后调换7所学校，在不同学校长期侵害女学生。”

陶表功所在的学校正是一所管理极其不善的学校，“很多老师挂着公职吃空饷，自己在外面做事情，只要每个月从工资里扣出800元找个陶表功这样的代课老师就行了。”纵然，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杜绝陶表功这种人，但将其随意地置于年幼的孩子身边而毫无监管，甚至让其成为班主任，这无疑是有关部门的严重失职。蒋贤智欲图撇清缴政府责任的做法，是对未成年人极其不负责人的做法。政府有义务对未成年人施以最大的保护。

“反映遭遇性侵”不意味着就加重耻辱，这取决于对受害者保护的制度设计

包括蒋贤智在内，之所以许多家长在知道孩子遭遇性侵犯后都“不声不响”，除去顾虑太多外，也有很现实的考虑。目前，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存在办案人员身着制服开着警车频繁出入受害者家庭及学校，反复询问受害经过，媒体将受害人姓名等信息泄露等现象。犯罪分子虽被绳之以法，但受害人却经历了严重的二次伤害，相比之下，那些没有报案的受害者所受到的伤害要小得多。

但这并不是就该“不声不响”的理由，相反，有关部门应极力做好对性侵害受害女性保护的制度设计。这方面亟待向先进地区学习，例如美国就制定了《儿童性侵害案件处理指南》，对校园性侵案有一揽子的处理方案，在司法程序中对儿童受害人的隐私进行最优先完全保密的同时，还要务必做到将凶手绳之于法。这种经验，对于我们是极为有参考价值的。

【启示与思考】

副市长在道歉为“不严谨”外，还试图重新梳理公众对她的误解。毫无疑问，用前因后果、特定情境来解释，是更为逼真地还原当时语境，因此看来，这也算是一次比较理性的沟通案例。

副市长的不严谨引发巨大争议，这是转型期特有的沟通障碍。有些官员、学者的话语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已经被割裂成“雷语”，比如说“不给政府添麻烦”、“性侵陪酒女比良家女危害小”等，乍看这些话，简直是在公众情绪上浇油，许多人不探索前因后果，直接跳脚就骂。

问题是，有些言论被骂并不冤枉，而有些言论被骂，是因为公众没有理解言论要表达的意思。比如，副市长说“不会向政府要一分钱”时，并不是站在公民权利的理想角度上，她说的是一种现实选择。

正如副市长所言，“并不是觉得受害者应该忍气吞声，而是保护孩子隐私、避免二次伤害”。同时，她也表达了自我立场，“作为市长，问题要依法依规解决”。假如考虑说话语境，理解个人表达，我们就不会先站队、贴标签，选择性地攻击和混战。

为何会有这些沟通障碍？首先，公众在接收信息时，本身就有选择性接收之嫌；而媒体在报道这些信息时，也难免有断章取义之弊。

避免这些沟通障碍，受众、媒体，还有官员提高自身沟通素养颇为重要。但相比而言，官员更需要做出良好表率。给出言论了，就要给出推导过程；公众骂娘了，也用不着骂回去，而是要相信公众有这个理解能力。

性侵害是女孩们花样岁月里的阴霾，虽然遭遇此悲大多与她们的成长环境有关，但社会起码应该给予相应的关注，法律虽然不能保护她们的成长环境，但却可以给她们一个“讨个说法”，让恶有报，罪有得，让她们在成人之后能不怨恨我们。

被性侵的女孩感染上了性病，不论是政府还是社会人，都应该积极给予帮助，为她们治病，减少伤痛，而不是推卸责任，就象孩子受欺侮了，家长不闻不问不管，一切痛苦只能孩子自己来忍受，在孩子心里，这才是被嫌弃的伤害。

我们生活在法治社会里，我们是否会善于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法律是否会对施罪者以威慑，谁又是社会道德的护卫者？面对这一个系列的问题，是我们急待解决的。弱势群体靠法律来保护自己，才是社会给予她们最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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