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10）

(一)一国能否单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一般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一国不能单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确切地说是：“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同时发生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这一论点是不正确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既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论述本身的误解；也是对十月革命性质的误解。俄国革命的实践根本不能检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个论断是否正确。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具有世界性的观点在理论上是科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认为，以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不仅如此，如果没有这种高度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没有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就不能建立起来；没有这种普遍发展，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因此，“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3]86,87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这是因为，一方面，大工业已经建立了世界市场，把全球各国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紧紧地联系起来了；另一方面，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状况也相同。[3]241他们所说的“一切文明国家”，指的是“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即欧美具有决定意义的“文明国家”；这里所说的“一下子”，并不意味着没有早晚和快慢之分，而是大体处于同一个发展阶段和历史时期。概括起来，他们提出的主要论点是：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不过是它的同义语)是世界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是经济社会形式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普遍交往为前提的。因此，革命的变革也必然是世界性的。应当说，他们的观点在理论上是科学的和毋庸置疑的。

列宁和斯大林的“一国论”缺乏足够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列宁和斯大林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不再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不合乎实际情形，应当修正。列宁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11]722斯大林也说：“从前认为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以为要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要有一切先进国家内或至少要有多数先进国家内无产者的共同发动。现在，这个观点已经不合乎实际情形了。现在必须从这种胜利是可能的出发，因为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环境内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跳跃性，帝国主义内部那些必然引起战争的灾难性矛盾的发展，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增长，——所有这一切都使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8]212－213列宁“根据他对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的研究，得出结论说，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12]617总之，列宁和斯大林不仅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是可能的；而且认为，这种革命根本不可能在一切先进国家内同时胜利。理由是，在帝国主义环境下，资本主义在各国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和跳跃性。但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论据并没有推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第一，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的确具有不平衡性，但这并不妨碍“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或“文明国家”可以而且必将达到没有质的区别的发展水平(比如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第二，十月革命被说成是在一个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这一革命并不具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性质，因为俄国当时并不具备共产主义革命的条件。俄国不仅在经济上显著地落后于西欧发达国家，而且，它虽然属于“帝国”之列，但基本上不属于“资本帝国主义”，而是封建专制性质的帝国。当时，俄国虽然有可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仍然需要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一下子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1878年，恩格斯曾经针对德国的“国家共产主义”指出，国有化具有二重性。工商业的国有化既可能向中世纪倒退一步，也可能向共产主义前进一步。然而，德国刚刚从中世纪挣脱出来，目前还仅仅是准备借助于大工业和通过崩溃来进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因此，在德国，需要尽可能高度发展的，恰恰是资产阶级经济制度，因为它使资本积聚并使对立极端尖锐化。国家共产主义是俾斯麦的无知妄想。[6]629－630恩格斯的观点同样适合于20世纪初的俄国。其实，列宁对俄国革命的性质也曾经有过清醒的认识。直到十月革命四周年的时候，列宁还说，“俄国革命直接的迫切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其内容“指的是消灭俄国社会关系(秩序、制度)中的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封建制度。”[6]563－564他说，“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6]796，“‘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名称……绝不是表明现在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6]490可见，把俄国的十月革命定性为“社会主义革命”有点名不副实。第三，继十月革命之后，世界上所发生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革命的结果，其中有些国家走上了非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直到现在为止，世界范围内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革命”并没有发生；一些国家所进行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改造”，尽管主观愿望是想搞社会主义，但对社会主义本身普遍存在误解，都或多或少带有超阶段和超经济的性质，因而都搞成了“穷社会主义”，而后来都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了“退赔”。总之，已有的实践既不能证明列宁和斯大林的“一国论”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也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有关论断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