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展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12）

(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否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副产品”顺便解决

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一方面说：“俄国革命直接的迫切的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任务”，“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内容，指的是消灭俄国社会关系(秩序、制度)中的中世纪制度，农奴制度，封建制度。”但另一方面又说：“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工作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是：“前一革命可以转变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顺便解决前一革命的问题。”“苏维埃制度就是由一种革命发展为另一种革命的明证或表现之一。”[7]563－566列宁的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自相矛盾和不正确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

从理论上讲。第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伟大的革命之一，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后发展国家都同样重要，而且在后者那里会更加艰巨复杂；差别仅仅在于，如果后发展国家能够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有可能走上一条新的、非常规的发展道路。第二，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革命的成果必将是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因此，既不可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趁热打铁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也不可能建立可以涵盖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成果的经济社会制度。这一点并不会因为工人阶级政党掌握了领导权而改变。第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不同性质的革命，既不可能一勺烩，也不可能以社会主义革命主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解决以前，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提到当前的议事日程上来。

从实践来看。以“顺便解决”的方式进行两种性质不同的革命，在实践上是根本行不通的，或者说不过是一种假相和误解。“顺便解决”意味着，或者以“社会主义革命”摧毁刚刚取得的民主革命的积极成果；或者这种革命根本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是一种冒险主义的尝试。正是这种“顺便解决”的做法，使苏联走了弯路，遭受了挫折，从而不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然而，列宁虽然承认“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是“犯了错误”，虽然认识到“新经济政策……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转而恢复资本主义”[7]574－576，但他并没有对他提出的“顺便解决”的理论本身进行反省；对他来说，“新经济政策”不过是短暂的“战略退却”。

列宁的“顺便解决”的理论和中国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的“一次革命论”(“毕其功于一役”)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毛泽东明确反对“一次革命论”，但他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却坚持要“趁热打铁”，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马上转向社会主义革命。“顺便解决”和“趁热打铁”虽然有一定区别，但都包含了同样的内容——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贬低和对其成果的藐视。前者忽视了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后者忽视了建设和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重要性。中国和苏联的做法可谓是异曲同工。

(四)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能否建立起“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国际的苏汉诺夫等人认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对此，列宁反驳说，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7]777斯大林也曾经批评了第二国际的“理论教条”，他说，就算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的条件不充分，但如果形成了有利的历史环境(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为什么不能把事情颠倒过来，先夺取政权，为无产阶级的发展造成有利条件，然后一日千里地前进”？[8]194－195这种“颠倒”的观点包含两个问题：一是已经具备的“革命”的条件，是否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二是能否在落后的生产力(从而落后的文化)基础上建立一种“先进的经济制度”。

其实，是否具备爆发革命和夺取政权的条件是一回事，革命的性质和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又是另一回事。如果具备了爆发革命和夺取政权的历史条件而拒绝革命和夺取政权，是右倾的表现——第二国际和中国的陈独秀都是如此；但是，如果这种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革命的性质本身就决定了，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硬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左”倾的表现。问题的实质是，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不可能建立起“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或多或少地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力图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急急忙忙建立“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然后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激励和保护下发展生产力。但是，人们很快就会发现(在中国是刘少奇率先发现的，并在党的八大报告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一个基本矛盾——“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解决矛盾的办法是，用落后的生产力去适应“先进的生产关系”。其实，这种所谓“先进的生产关系”，不过是形似超前而实则倒退的生产关系；其结果，必然会束缚、阻碍、破坏生产力的发展。

(五)在贫穷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是否更容易

斯大林说：“列宁主义的革命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不一定在工业比较发达等等的地方。资本战线将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也许是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国家，而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却仍然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在1917年，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俄国比在其他国家薄弱些。”“在最近的将来，这个链条将在什么地方被突破呢？还是在它最薄弱的地方。比如说，这个链条可能在印度被突破。”[8]205－206列宁和斯大林的“薄弱环节论”，是“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更容易”的理论基础。但是，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俄国十月革命“突破”的“薄弱环节”本身是什么，是“资本战线”，还是沙皇的封建专制制度？第二，俄国这种“突破薄弱环节”的革命是什么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际上，俄国革命突破的是沙皇的封建专制制度，而革命的性质则是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见，斯大林所谈论的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谈论的问题并不是一回事。实践表明，当时的发达国家尚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落后的俄国就更不用说了。斯大林显然混淆了两种“帝国”的区别。当时的俄国确实是“帝国”，在由帝国构成的链条中也确实是“薄弱环节”，但俄国属于封建专制帝国，而不是欧美式的资本帝国；俄国革命的胜利无疑消灭了一个封建帝国，但并没有突破西方国家的“资本战线”。因此，十月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更容易。至于印度就更不用说了。印度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当时，全世界的落后国家几乎都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成为主体。在那里，民族民主革命的形势有可能已经成熟，但绝不是搞社会主义更容易。

中国的革命同样不能证明“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更容易”。毛泽东多次讲中国“一穷二白”是好事的道理。1958年，他在《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批示中曾经说过：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这里，“穷则思变”的道理是正确的，问题是变革的性质和结果是什么。如果认为越穷越容易搞社会主义，那就不正确了。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把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区别开来。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落后国家走一条特殊道路也许更容易，但绝不可能是搞社会主义更容易；硬要搞，就只能是原始共产主义或“穷社会主义”。处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正是这种形式上相似但缺乏实质内容的“穷社会主义”。“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更容易”这种认识，既有落后国家容易患“革命急性病”的原因，也与认识上的误解有关。误解一方面来自列宁和斯大林的“薄弱环节”理论，另一方面来自对两次大战以来产生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幻觉。其实，这些国家都不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后发展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实现人类社会第二阶段历史任务的另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