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自我（2）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不是某些具体论断，而是马克思主义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精神实质。它不仅仅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典籍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马克思的思想创造活动中，体现在共产主义者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中。第二，“中国的实际”是中国的现实，现实不是直接性的现状描述，而是反思性的、合理性的、本质性的东西。因此，结合“中国的实际”，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去解释某些实际现象，而是要对中国的现实进行准确而深刻的理解，特别要对中国社会解放与社会发展的实践意识具有民族性、时代性的真切领会。第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是机械、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而是要超越那种外在的运用、套用，真正从“化”的意义去理解、运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

“化”是立足自我，把他者内化于己的自我丰富与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过程，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时代变革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自我生成、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的思想内容与精神元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追求的就是我们民族的自我、时代的自我和文明的自我，是通过中国人自己的生存体验和生命领会所拥有的富有民族性特色、现实性内容和理想性追求的创造性活动。

尽管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和文化底蕴却依然存活在中华民族心中，中华民族一直不懈追求自己的“思想自我”。在近代历史上，一批批志士仁人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提出各种主义与主张，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等。这些思想理论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特别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对中华民族“思想自我”的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实现了对中国民众的思想启蒙和精神提升，找回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自信，恢复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归属感。所以，我们要深入理解中华民族由传统文化底蕴所生成的思想自我及其意义。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主要是指“民族精神的自我”。中华民族可以一直顽强地走下来，并且还要走向未来，实际上所凭借的，不是我们从印度、西洋学习和寻求到的文化，而是我们骨子里的东西——民族精神的自我。有了民族精神的自我，我们才会去提升对自我的文化自觉和自信。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底蕴

真正直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极为熟悉的命题，我们有可能想到这样的问题：在中国为什么会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与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我们呈现出来的为何是如此这般的图景？之所以思考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当一个民族与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之外的某种思想理论相遇并发生“化”之于己的关系时，总是首先要在自身的文化传统与思想精神中寻找根据和理由。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与实践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华民族自身的思想传统与文化底蕴。

面对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理论形态、思想体系，中国人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很重要的根据就在于中华民族拥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统、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尽管这一历史文化迭遭劫难，但仍绵延不断，有其一脉相承之系统。这其中贯注着中国人自己的理想和精神。这种理想和精神体现了中国人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态度和境界，我们把这种理想和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分别代表的是天地的德性——创造性和顺成性。对人而言，就是要效法天地，刚毅进取、博厚柔顺、止于至善。中华民族的这种理想和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生命态度和文化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不会见到如欧洲那般的宗教战争，反而会看到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文化现象。换言之，中华民族这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使其在历史上能接受与容纳外来文化，自觉把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融合起来，以此来调整、充实本土文化。比如，中国历史上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印度佛教是第一个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外来文化，中国人成功地使其本土化，开创了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并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博大包容性态度以及中华文化富有融涵的特性。这种包容的态度、融涵的特性其实就是“化”的精髓。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化”主要就是指化“夷”为“夏”，化外来文化为本土文化。印度佛教的中国化，就是中国人把印度佛教“化”之于“中国”。这是中华民族曾经有过的将外来文化本土化的历史范例与文化经典，也具体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思想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