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自我（4）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精神

既然我们的文化底蕴如此深厚、传统如此悠久，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历经千辛万苦去寻求马克思主义，并使之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呢？思考与回答这个真实而重要的问题，需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与思维。

晚清以来，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思想文化上也掀起了一股“睁眼看世界”、反思传统文化的潮流。自此以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备受质疑，“打倒孔家店”的声音此起彼伏，这就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中国的现实缺少足够的解释力，已不足以有效整合当时的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遭到极大的削弱、消解，中华民族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所生发的“文化自我”一度动摇与失落。此时，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潮不可谓不多，为什么独有马克思主义能为当时的中国人所接受，并在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主要是与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以及马克思主义恰好能够满足当时中国社会变革需要的特质有关。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主要是源于近代以来中国所遇到的民族性危机、时代性问题，以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本身又无力应对和解决这些现实性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吸收外来的思想文化与同时解决自身的问题、弥补自身文化的缺陷、丰富与提升本土文化的精神内涵，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

印度佛教的中国化，看似是通过翻译与编撰佛典、讲习经义和判教立宗等实现的，但其背后的动力还是源于中国人当时的现实问题与自身的精神需要。具体说来，印度佛教之所以在当时的中国被广泛接受，主要是因为中华民族原有的文化体系缺少足以面对当时社会动荡与人生困境等生存危机的文化元素和精神力量，而佛教恰恰能为缓解这些危机提供终极关怀和心灵慰藉的神圣性文化精神。当时社会动乱，百姓流离失所，人心厌乱思安，如魏晋时期的“五胡乱华”，隋唐之后的“五代之乱”，此时的社会秩序趋近于崩溃，原有的文化价值系统失去效力，而佛教恰好能满足中华民族当时的精神需要。“我们的传统里没有像佛教那样勾画出来的人格神，以及建立在人格神基础上的偶像崇拜可以寄予幻想。对于人们面临的诸多苦难和人生的种种困惑，既缺乏系统的解释，更没有深刻的理论探讨。关于人生的本质和人的本原问题的研究，在以往的思想领域里，是一个极为薄弱的环节。然而对这类问题的关切，恰巧是佛教的长项。”[6]25佛教在人生哲学方面的思想理论——业报轮回、菩萨崇拜等，对中国后来的民间信仰，如善恶报应、观音信仰、冥界信仰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的兴盛也激起了儒家的觉醒，周张程朱之理学实亦受益于佛教，其所言说的心性理气无不受佛教的影响。

回顾佛教中国化的文化史，不难分析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的真正起因，乃是中国的现实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自觉意识。当时的中国人虽然在思想文化上有传统、有自信，但是又不能完全依靠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来解决所面临的民族生死存亡问题，而是需要向西方寻求与学习。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人向西方的学习主要表现为器物的学习、制度的学习，新文化运动之后则是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上的学习。在当时诸多的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中，中国人根据自己所遭遇的现实问题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先生在其文章中指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最少须能满足如下的四个条件：(一)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长以为一大系统。(二)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三)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四)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和”[7]238。简而言之，中国所需要的新哲学必须是综合的、有力的和新创的。其中，对有力量的、给人以激励的哲学的需要最为急切。这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新哲学、新思想的一种期盼。中国迫切需要一种能够应付危难、变革现实的思想理论。“近代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一是民族解放，二是社会改造。唯一能够引导中国人民顺利解决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造的实际问题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8]334在当时的诸多思潮中，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革命的精神引起了李大钊、陈独秀等知识分子的关注。他们相信，运用马克思的学说能够科学剖析当时中国的经济、政治现实，并提出中国道路问题的解决方案。

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还能够有效迎合当时反传统的激进思潮，使之合理地拒斥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将传统的价值与制度交付给社会的上层建筑，并预言一种新的经济结构取代旧的经济结构时，传统的价值与制度就会‘自然地’灭亡。”[9]26唯物史观所强调的就是要以实践的方式改变社会的制度、社会的形态，而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就是要通过改变社会的制度、社会的形态达到历史的进步和国家的富强，这一目标的达成可直接诉诸实践。总之，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使当时的国人能够合情合理地解释过去、面对传统，并为社会改造、民族解放指明了方向。俄国的十月革命使中国共产党人看到了革命的实例，从而进一步确证了自己的信念，并在后来的现实政治斗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在现实政治中，马克思主义从思想理论转向行动的、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在残酷的政治军事斗争中真正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