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漫谈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之后发生了许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在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我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看法

2012年，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我与百位作家、艺术家亲书《讲话》。此举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甚至企图将其放大成一个政治事件。从主观上来讲，百位作家、艺术家亲书《讲话》实际上就是一位退休老编辑看到了这是一个可以赚钱的商业机会。当然，它产生的客观效果，是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讲话》的影响，让对这个《讲话》依然持有崇敬心情的读者感到欣慰。

《讲话》确实有其历史的局限性，比如《讲话》过度强调阶级性，提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作家的想象力。同时，也影响到艺术作品被更广大群众所接受。但是《讲话》阐述的很多观点，都是值得今天借鉴的。其一，生活是一切艺术的源泉。无论多么有才华的作家、艺术家，离开了生活，脱离了生活，他的创作肯定是要走下坡路的。其二，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作家的笔不仅仅是一个记录的笔，还要从生活当中获取灵感、获得素材，并经过自己的想象、加工，使其成为艺术品。其三，既要阳春白雪，也要下里巴人。老是满足下里巴人这个状态，不提高，永远就是小放牛的水平，这不行；如果一味阳春白雪，脱离了群众，脱离了普通老百姓的欣赏能力和欣赏趣味，那么，高雅艺术就失去了群众基础，难以生存。这就是通俗艺术和高雅艺术关系。

《讲话》对于中国文艺的发展，乃至对于中国革命胜利的推动，都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讲话》之后，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诸如孙犁的“荷花淀派”，赵树理的“山药蛋派”，这样一些作品都是《讲话》发表之后一种非常直接的成果。然而，一些人只看到我们社会生活中一些阴暗、落后的部分，只看到了《讲话》当中与当下文学创作不适应的这一部分，而没有考虑到《讲话》在当时所产生的积极意义。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用主观臆造的、人为的联系代替社会历史的真实的联系，本质上是对社会历史本来面貌的歪曲，这对人类的认识、真理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的看法，很可怕！

再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立场和伦理责任就是要承认历史、承认现实。我们要评判今天，不能切断历史；要评价今日之中国，不能忘掉过去之中国；要评判过去的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也同样如此。就是说，我们不能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现在有的教授学者，扮演了一种高于一切的角色，认为自己就是良知的代表，就是正义的化身，实际上十分荒谬可笑。我希望接受大家的批评，但是不愿意接受那样一种政治化的批评。

                                          我被政治化，找不到自己了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我觉得我所有的行为几乎都被政治化了，就像得了诺贝尔政治奖一样，一会儿有说我奴才的；一会儿有说我叛徒的……我完全被政治化，找不到自己了。好像这个“莫言”简直就跟我毫无关系，是另外一个得了诺贝尔奖，遭遇被评说、被羡慕、被攻击的目标。不经意间，我变成了一个旁观者。当然，尘埃总是要落定的。

作家也生活在社会当中，所以，一个作家要变成一个跟政治完全没有关系的人，是不现实的。文学和政治分不开，但是文学创作一定要区别于政治，大于政治。就是说，我们所描写的人物是社会生活中的人物，因此，写出的作品不可能不具备一点政治性。但是，作家应该有这样一种信念，就是始终站在“写人”的立场去创作。这样的作品，即便是描述了社会当中尖锐的政治问题，由于时刻盯着人去描写，因此呈现出的作品是大于政治的，就是说政治是被涵盖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