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俄罗斯转轨经验对中国新阶段改革的启示（4）

第三，寡头事实上是由国家大力支持，甚至就是由国家授权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或者说，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是“被指令”的。世界银行驻莫斯科代表处专家斯塔杜波罗夫斯卡姬说，金融工业集团“通常被理解为是在国家庇护下建立起来的一种组织”（金雁、秦晖，2012）。私有化失败后，切尔诺梅尔金表示，俄罗斯有强大的基础设施，“不应该变成小商小贩的国家”，反对通过发展中小企业走出困境。1994年证券私有化结束后，俄罗斯一批老的经济学家和技术官僚认为，俄罗斯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强大的工业—金融集团”。为此，1994年叶利钦提出，该年应该成为“金融工业集团年”，并陆续出台了十几个总统法令和行政法规。由此，寡头利益集团迅速崛起：1993年俄罗斯只有1家金融工业集团，1997年已经近60家，并产生了“巨人中的巨人”，最后形成“七寡头”。1996年10月，别列佐夫斯基在接受美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六大金融集团(指七人集团中除了卢卡伊尔集团)控制50%的俄罗斯经济和绝大部分传媒。”七人集团有影响公共政策的巨大政治潜力。1996年这些集团为叶利钦提供了300万美元经费，组织了以丘拜斯为首的10人竞选班子，大选之后，叶利钦分别任命了别列佐夫斯基和波塔宁为俄罗斯安全会议副秘书和政府副总理。

第四，在叶利钦执政晚期，由于其自身病体难支、时日无多，面对寡头造成的转型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不断严重的局面束手无策，叶利钦身边的政治利益集团的行为也日益短期化，他们不仅不考虑俄罗斯的长远利益，甚至不再顾及金融工业集团的长远利益，哪怕这是他们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他们的着眼点就在于怎样在“后叶利钦时代”尽可能地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于是，政府首脑走马灯式的轮换，短短2年时间内换了5位总理，这对政府统治能力和合法性构成严峻挑战，沉重地打击了俄罗斯经济及其转轨过程。

寡头利益集团虽然成为众矢之的，但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以“革命”的办法将其消灭不是好办法。即便是俄共，也与金融工业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市场化过程中，如何发挥金融工业集团的优势，遏制其弊病，成为普京上台后的一个重要内容。普京执政后，主要通过新的威权政治来限制寡头利益。

一方面，严禁其向政权渗透。普京打击豪强、限制资本，针对寡头势力明确要求他们“只赚钱，别夺权”。他表示，经济与政治是规则不同的两个领域，一旦经济精英，尤其是掌握巨大财富的经济寡头进入政治领域、掌握政治权力，就会对社会的经济、政治秩序造成巨大危害，甚至会导致政治秩序的瓦解。普京就任总统后的第一年，即2000年，俄罗斯内务部查处的涉及私有化腐败掠夺的案件高达35.2万件。他拿七寡头之一的金融传媒大亨古辛斯基开刀，控告他侵吞和诈骗国家财产，古辛斯基被迫流亡海外。3年下来，7寡头中已有3人亡命天涯。 2003年10月25日，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被全副武装的特种兵抓走，全世界为之瞠目。据普京采取反寡头行动后俄罗斯的民意调查显示，73%的被防者支持普京。另一项调查显示，在对待霍多尔可夫斯基被捕一事上，54%的人持赞同态度（金雁，2011）。经过几年的斗争，普京赢得了控制局面的主导权，有效遏制了寡头政治。

另一方面，不断消除寡头既得利益集团的“官方色彩”，努力使其向按市场规则运转的现代财团转型。在此背景下，以生产活动为核心，以振兴俄罗斯经济为己任的民族资本迅速崛起壮大，逐步淡化其官僚性投机性色彩，注重生产性投资经营。新崛起的金融工业利益集团(如莫斯科银行)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这类金融工业集团与旧金融工业集团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遵守市场的规则，主要依赖生产性的投资和有效的生产经营积累财富，属于民族资本；经济行为的目标是在增进社会效率的前提下，实现自身利益。随着内部结构和力量对比的变化，金融工业利益集团逐步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