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的思路与对策（2）

（二）大部门制改革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要途径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启动了创建“服务型政府”的进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服务型政府被第一次写入党的决定。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 十八大进一步强调，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行政体制目标，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实行大部门制有利于解决我国政府体制自身的诸多问题。当前我国政府管理普遍存在部门职能和权限交叉、机构重叠的情况。这种多头管理的现象，一方面导致政府部门责任不明，谁都可以管，最终谁都可以不负责。另一方面，导致部门之间协调成本高，协调难度大，行政效率低下。实行大部门体制，一方面可以加强部门决策权的统合，避免政出多门，互相推诿，从而有利于责任政府的建设。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理顺部门之间权责关系，减少不必要的协调和沟通环节，从而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实行大部门制是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制度基础。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就是为全社会提供基本的、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以不断满足广大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和公共利益诉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治理的制度安排。人民满意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出发点与最终目标。而当前我国很多政府行为仍呈现经济建设型特质，对人们日益强劲的公共服务需求回应度不够，在环保、治安、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民生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通过实行大部门制改革，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部门职责关系，调整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强化公共服务部门，完善服务监管体系，弱化微观经济管理，能促使政府转变职能，以增进民众利益为目标，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切实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三）大部门制改革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保障

转型期社会问题的有效应对要求实行大部门制改革。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发社会的快速转型。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我国走过西方国家两、三百年的发展历程。我国社会转型不仅速度快，而且转型形势复杂。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遇到信息化，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遇到全球化，我国社会同时具备传统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特征。转型期的各种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问题、城乡差距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能源问题等，都具有极为显著的复杂性及综合性。过去那种部门细分、分段负责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已经难以应对上述公共管理问题。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要求推进大部门制改革。

构建良好的政社关系需要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实践证明，政府不可能包揽所有社会事务和公共服务，要提供让人民满意的优质公共服务，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就需要政府与社会协同合作。社会组织是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主体。然而当前政府在将公共服务委托给社会组织时，所面临的现实是，可供选择的社会组织数量较少，专业化程度不高，服务水平难以令人满意。目前我国社会组织能力不足和社会公信度不高，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组织自身存在慈善供给不足、服务“志愿失灵”现象等，另一方面，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由于我国社会组织起步时间晚、发展空间有限。推进大部门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进一步明确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通过将一部分政府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等社会主体承担，或者采取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能增强社会主体治理能力，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构建政府与社会之间精诚合作、良性互动的关系，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二、大部门制改革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部门利益制约

部门利益是阻碍大部门制改革的首要困难。大部门制改革作为一次权力格局的重新调整，本质上也是一次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大部门制改革是大势所趋，但改革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阻力和困难。最棘手的困难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背后直指权力和利益问题。我国政府主导下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使得诸多部门同时拥有了计划之权和市场之利，导致一些部门形成“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的格局。[3]大部门制改革的核心在于转变政府职能，既要求各部门从项目审批等比较微观的职能转变到宏观调控、战略规划、市场监管等较为宏观的职能，又意味着要对各部门原有职能进行重新整合。大部门制改革必将直接影响到现实的部门利益，必将触及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既有利益格局。部门利益制约是本次改革面临的最大难点。正如在调研中有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提到的，“部门内部的矛盾还好说，关键是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冲突，可以说是寸土必争，寸步不让。”克服部门利益对大部门制改革的阻挠和干涉是关系改革成败的关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