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路径与前景（6）

3.中美认识的汇聚

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从根本上说是中美如何在面临较为困难的战略竞争的局面下进行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的问题。这里的合作，在最基础的意义上，意味着利己主义者之间的互助行为。通过合作，中美双方都可以获得利益上的增量，这是中美之间的一种“给予我‘我所需要’的，而你得到‘你所需求’的”交换行为。[19]从这个角度，中美需要以具有创造性的建设性态度明确双边关系中的一些有价值的交易点，并提出相对合理的合作解决方案，以实现利益关系上的稳定平衡。

这种合作是自发的而非外力强制下的合作。为了使合作变得稳定，中美需要形成比较稳定的共同知识，这个共同知识意味着中国了解美国的偏好和战略(包括什么是美国可以接受的及其代价，什么是美国不能接受的)，美国了解中国的偏好和战略(包括什么是中国可以接受的及其代价，什么是中国不能接受的)，同时，中国知道美国了解中国的偏好和战略，而美国也知道中国了解美国的偏好和战略，如此等等。这样一种稳定的共同知识的形成，是中美一段时期内博弈的产物，在美国较为集中地尝试了不同的具有现实性的对华政策，中国也尝试了对美政策的不同思路之后，辅以相对有效的双边沟通，中美的认知可能逐渐收敛和汇聚，这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所需要的最小共有知识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20]如果没有比较稳定的共同知识，将造成中美关系比较明显的不稳定性。

4.中美政策的推动

鉴于中美关系到目前为止所具有的内在脆弱性，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现实利益基础并不是十分坚实和深厚，它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中美两国政府以较为连贯有力的政策加以配合。如果两国的政策不能实现相互配合，那么至少要做到不使双方关系的发展路径产生决定性的背离，并使发生背离成为不可能。

从政策效用的角度来说，如果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和阻力相对平衡，则政策上的推动力可以起到影响和改变关系发展路径的效果；如果动力明显大于阻力，则政策推动是锦上添花，对关系的改善可以起到加速作用；如果动力明显小于阻力，则政策推动不过是起到减缓中美关系的恶化速度的作用。在动力与阻力大体相当的情况下，中美双方政策的作用最为明显，其长期效应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此时，如果政策不是有意去推动，反而对双边关系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则会导致失去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时机。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既是战略僵持状态的结果，也是双方试图超越战略僵持状态而做出的政策努力的产物。僵局的价值在于，它可以为中美关系进一步的努力经常性地提供缓冲：如果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在某个阶段进展不顺利，则不过是退回到僵局状态，并在这个过程中为中美关系的下一步发展积蓄能量。

中美之间的权势转移和中美行为模式的变化是渐进式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也将是渐进式的，它很难以戏剧性的方式在短期完成。在短期内以戏剧性方式建成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基础也是不坚实的。即使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初步走上良性轨道，由于其一开始所具有的脆弱性，因而不能认为它是不可逆转的。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任期开始时中美关系的良好开局，很快为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变化所替代，为此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子。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其稳定性会经受中美行为的测试和考验。新型大国关系的稳定意味着，即使发生微小的偏离，也会由于体系中的内在动力而调整回来。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通过中美双方的政策努力，为之提供一定的动力。[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