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路径与前景（4）

最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在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一种地区经济关系与安全关系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这一格局表现为，一方面，美国在东亚地区的联盟体系阻碍了均势机制在东亚发挥作用，即使大国实力对比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本地区的联盟结构依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在“重返亚太”的背景下，美国在东亚地区安全格局中的中心地位依然十分稳固，甚至有所强化。另一方面，中国与东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关系具有日益突出的重要性，中国表现出逐渐获得东亚地区经济中心地位的势头。[12]东亚二元格局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把中国、美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张力的整体。这使中美之间、中美与其他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利益关系，以一种十分复杂的方式交织缠绕在一起。从利益角度，地区安全中心与经济中心之间，一方面存在难以回避的竞争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相互利益卷入的深度，以及利益在地域上波及面的广度，两者之间需要维持一个最低水平以上的合作关系，这既是稳定中美关系的需要，也是保持地区局势平稳发展的需要。

以上几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提供了不同的动力。另外，阻力也是动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阻碍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一种反向的动力，因此也需要加以考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阻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中美权势转移的进程，以及美国对这一进程的抵触情绪。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不仅体现为在世界各国的力量排序中处于第一的地位。与全球霸主地位相对应的，是美国在现有体系中具有超出其实力占比的影响力，以及美国凭借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推动建立和维护的对自身有利的国际秩序安排，通过这一安排，美国一方面获取实时的利益，另一方面可保证其长期利益的实现。[13]从自身利益出发，美国并不希望中美权势转移的进程以对中国有利的方式平稳进行。

其次是对国际地位的竞争。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不仅追求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利益，还追求国际地位。国际地位是一种位置商品(positional goods)，它的价值通过不同国家之间的相对地位来体现。高的国际地位具有内在稀缺性，使国际地位的竞争从而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14]当然，如果国际地位可以通过多个维度来体现，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冲淡或减轻其零和性质。某种程度上，美国认为自身的世界霸主地位是全方位的，因而十分在意其他国家对其国际地位造成的冲击。

此外，与国际体系中的权势转移相伴随的，往往是体系中利益分配方式的变化，这比较多地体现在国际体系中规则和秩序的安排上。虽然目前尚不明确中国的崛起所引发的国际秩序安排、国际规则的变化会给美国造成多大的利益损失，但对美国来说，即便具有发生这种转移的可能性，也是它不愿看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首先，美国总体上不希望中美之间发生权势转移，其次，即使这一权势转移由于内在力量的推动不可避免，美国也会努力迟滞其来临，并试图采取预防性措施，降低它给美国带来的利益损失。

对美国来说，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一方面对中国的发展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又能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和规则制定，持续地从亚洲这个最重要的增长中心汲取力量。一味打压中国的遏制政策，和一味与中国合作而放弃打压、防范与限制的接触政策，都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也不足以反映中美关系利益构成的复杂性。随着中美竞争的长期化，美国为避免自身国际地位从长期上相对恶化，其持续从亚洲地区吸取力量变得更加重要，与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是美国难以避免的政策选项。

对于中国来说，所追求的目标也不是完全让美国放弃对中国的防范(毕竟这不太现实)，而是一方面夯实中美合作的基础，另一方面对中美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加以有效的限制和管理，[15]避免中美关系中竞争性因素的影响蔓延到双方关系中更为广泛的领域，避免对立因素的扩大化特别是全面化。如果这一努力获得成功，将使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形成更稳定的预期，并产生更大的信心，而不是在推进合作方面不敢或不能有所作为。

除以上几方面的因素之外，中国的和平意愿和中国外交政策的性质，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也是一个积极因素。当人们认为中美可以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时，其基础不应仅立足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如果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仅仅取决于时代背景与国际体系等外部环境因素，那意味着不仅是中美，而且任意两个大国在当前的背景下都可以轻易建成新型大国关系。显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背后，还有一个支撑性的因素，即除了外部环境以外，中美自身的特殊性质。由于美国迄今并未与其他大国建设成新型大国关系，因此，中国自身的特殊性就显得相对重要。

虽然中国的特殊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一直以来并未得到充分有效的论述，但我们总体上认为中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从传统上看，中国即使在自身实力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往往也只追求相对有限的对外目标。对于古代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原王朝的这一特性，即使是敌对政权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这方面一个颇为典型的例子，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临终遗言。李元昊与北宋征战多年，他善用阴谋诡计，在外交和军事方面是一个高度的现实主义者。他在临终遗言中叮嘱其子李谅祚说：“异日力弱势衰，宜附中国，不可专从契丹。盖契丹残虐，中国仁慈。顺中国则子孙安宁，又得岁赐、官爵。若为契丹所胁，则吾国危矣。”[16]这里的中国即指北宋。显然，李元昊关注的重点，不是北宋与契丹(辽国)的实力问题，而是认为北宋与契丹在国家性质上存在实质性差异，即使李元昊曾与北宋进行了多年相当残酷的战争，[17]他依然认为北宋是一个“仁慈”的国家。这一事实表明，即使在现实主义者眼中，国家也是存在性质差异的。[2]我们需要对中国的外交传统进行更深入的反思，对其进行吸收和借鉴，使之对当前的时代和国际背景具有更大的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