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尚未进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阶段

民众世界观的根本性转变正在重塑我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

我从事政治文化方面的研究长达40年之久，分析40多年的数据，主要有两个发现：

第一，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历史上，有几位学者，如卡尔·马克思，马克思·韦伯等都提出过现代化理论。我的研究与他们的观点一致，即现代化是经济发展的产物，经济发展会带来社会结构及社会生活的变化。经济发展为什么会改变世界？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物质条件不同。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很多人都处于饥饿边缘，这种生存的不确定性决定着人们选择和改变自己不同的生活策略。第二，我在40多年前预测的转变目前都已发生。上世纪70年代，我提出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的政治文化可能正在经历一场转型。它似乎正在改变特定几代人的优先价值观，因为条件的变化影响着他们的基本社会化过程。我做出一些预测，认为年轻和年老群体之间在价值观、动机、文化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距此预测已经过去足够长的时间了，现在可以检验这个预测是否应验。我幸运地看到，预测几乎都已发生。解释这些转变的理论不仅适用于西方国家，同样适合于任何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高的国家。

西方价值观转变：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崛起

我和来自很多国家的同事进行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这个项目已经涵盖100多个国家、90%的世界人口，形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我们有100多篇相关领域内发表的学术文章，并有不同的发现。在这些发现当中，我们找到共同的、非常有趣的结论，比如人的态度、人的价值观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我们用两个基本的跨文化差异维度来表示：第一，世俗与理性的维度，即工业化带来了从传统价值观向世俗理性价值观的转变。与传统价值观有关联的内容包括：宗教信仰，国家自豪感，以让父母荣耀为自己奋斗的目标，等等；另一个维度是自我表现价值观。自我表现价值观的转变与经济高度繁荣有关，也同知识社会有关，这个转变是后现代主义社会的转变，是从生存价值观转变到自我表现的价值观。

综合上述两个纬度，我们将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价值观称为“物质主义”，强调自主和自我表现的价值观称为“后物质主义”。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包括性别平等、民主、工作动机等方面。就工作动机而言，物质主义工作动机的目标是使收入最大化，而对后物质主义者来说，工作的动机来自于工作是否有趣。秉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们在性别平等、性观念等一系列问题上比物质主义者都更加宽容。

经济发展与这两个维度有紧密的关系，所有高收入国家在这两个维度上的排位都比较靠前，而所有低收入国家在这两个维度上的排位都比较靠后。这说明随着低收入国家的发展，这些国家的人们的价值观会随之转变，越来越接近高收入国家的价值观，越来越往自我表现价值观和世俗理性价值观这一端上升。

读者可能希望可以用更简单明了的理论来说明，即经济发展导致这一切。但是我不能，因为历史、文化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宗教、殖民历史这些因素都会对国家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有一个新教欧洲的概念，在欧洲国家里，它们的文化影响比较相似，这是历史的因素，不是因为他们现在是新教国家，而是历史上他们就是新教国家。儒家文化系统里的国家都属于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一个系统内，这些国家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文化系统是相似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通过教育实现社会流动。总之，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文化和历史也是价值观转变的重要影响因素。

我来回顾一下通过调查数据得出的关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的结论。1970年，我们做过一个针对欧洲六个国家的实证调查，发现年轻群体与年老群体之间有巨大的文化差异，在较老的几代人中，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当我们从年老群体转到较为年轻群体时，强调自主和自我表现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变得越来越广泛。一种解释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人年轻时比较愚蠢或不是很现实，等他们慢慢长大了，他们的价值观可能就和年长的人群一样了。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这是一种价值观的代际转变。这些与年龄相关的差异反映的是代际价值观转变，而不是人们由于年龄的增长变得更物质主义。

这项实证调查历时40多年，形成了40多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从这个时间序列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年轻人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物质主义。否则，所有的代际曲线都会呈下行趋势，但我们看到这些曲线呈上升或保持原有水平。年老的群体会随着调查年份的增加进行样本剔除（因为死亡），而由新的年龄群体补充进来。经过这样的替代，我们同样会发现，年轻人并没有更物质主义，大多数保留他们的后物质主义态度。反映在整体上，表现为随着时间的不断推进，大多数人变得越来越后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者的数目逐渐超过物质主义者的数目。随着国家经济的繁荣，各国都会经历这样的价值观转变，整个世界的价值观转型不会停滞。

中国尚未进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阶段

我认为中国不会马上变成后物质主义国家，中国还处于发展较为早期的阶段。中国正处于大转型时期，它经历了大跃进、饥荒，在最近几十年用最短的时间实现了经济的最高速发展，像战后的日本和德国一样，从温饱危机、社会不稳、贫穷落后转型到比较富裕的阶段，但中国尚未进入后物质主义阶段。

虽然我认为中国近十年内可能不会发生价值观的转型，但长期看还是会走上同其他国家一样的轨道。这种转型是非常广泛的，包括性观念、家庭观念、社会宽容度，包括层级制、防御性态度的社会观念向比较开放的、利他主义的形态转变。这种预测有很长的经验证据提供支持。一方面中国仍存在生存不安全的因素，生存不安全导致很多社会现象；但另一方面，安全感在日益增长，它可以促进人际信任，对外国或外部群体的宽容态度，支持性别平等，民主政治制度等。我预测，在20-25年之后，中国会有个代际的转变，这个代际的转变会类似美国、西欧国家上个世纪60年代的情形，它们在那个年代出现了代沟，这和他们的经济奇迹以及受经济奇迹所影响的那一代人有关。这些转变最有可能发生在中国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比较年轻的一代人身上。当然，必须承认，现代化并不是唯一理想的国家发展路径，随着经济发展，文化对社会也会产生持续、长久的影响。

作者简介：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教授今年80岁，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他在政治文化和社会转变的研究中成果卓著，他提出的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后现代价值观和代际文化转变等重要概念及理论为当代政治文化研究最有分量的成果之一。2011年，他与皮帕·诺里斯共同获得被视为政治学领域诺贝尔奖的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约翰·斯凯特政治学奖。

（本文根据英格尔哈特教授在社科文献出版社举行的讲座采访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