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民间情感嬗变：仇视与冷漠不是邻里之道（4）

1978年11月1日，时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访问日本，受到日本小朋友的热烈欢迎。本报资料图

中日民间蜜月的那些日子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谢来 发自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中日两国官方关系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而此时的民间外交开始一步步推动中日关系朝着正常化的方向迈进。

1972年，正是得益于民间力量的直接推动，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尤其是青年互访为代表的民间力量，一直在两国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粘合剂”作用。

“人民外交”没有中断

1952年，新中国迎来了首批日本客人：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一行。在莫斯科参加国际经济会议后，他们不顾日本政府的禁令，绕道来到北京签署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曾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廖承志先生这样评价：“他们是第一批不怕犯法，推开中国大门的勇士。”

在那个特殊时代，分属两个不同阵营的中国和日本之间，“人民外交”并没有中断。1954年国庆时，日本议员、文化、妇女、工会等代表团100多人来中国访问，进一步打开了两国人民间友谊和了解的大门。

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小说家大江健三郎正是在多次访华期间和中国结下了渊源。

从小在日本山区长大的大江从母亲那里最先得到翻译成日文的鲁迅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令他爱不释手。1960年，年仅25岁的大江健三郎跟随日本作家代表团来到中国，先后访问了广州、北京、上海、苏州等地，与中国各界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流，更有幸与茅盾、巴金、老舍先生等文学大家面对面交流。而在后来的访华期间，大江还与莫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2006年就曾预言，莫言是中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实力的候选人。

半个世纪过去后，大江健三郎对第一次访华记忆犹新。代表团到访北京时，正值日本国会将审议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引发东京大规模游行。在和日本警察的冲突中，东京大学女学生桦美智子不幸身亡，千余示威者受伤。次日，周恩来总理在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招待代表团全体成员时，向从东京大学毕业不久的大江健三郎告知该消息并表示慰问，激励他要“化悲痛为力量”。

“总理是用法语讲这句话的。他甚至知道我是学法国文学专业的。我感到非常震撼。”大江健三郎说。

民间互访促成中日邦交

1965年，在中日友协、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三个团体的邀请下，日本各界青年400多人来中国进行友好联欢活动。

据当时曾在全国青年联合会负责接待的孙晓燕回忆，40天时间里，中日青年在西子湖畔、黄浦江边、天安门广场和延安的窑洞，一起唱歌、促膝谈心，相处非常友好。在南京，团员们参观了下关大屠杀纪念馆，看了日本兵屠杀中国人的图片展。中午，所有团员都吃不下饭。一次外出散步时，团员们遇到一个脸上有疤的渔民，他说这是日本兵的刺刀留下的。日本青年们非常震惊和愧疚。离开中国前，他们写下的留言几乎都是“中日不再战”、“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40年后，孙晓燕应邀访日时，感叹当年的年轻人已变成白发老人，但人们的情谊依然如旧，哪怕在中日关系最紧张的时刻，也没有阻挡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脚步。

为促成中日邦交，两国之间展开了频繁的互访活动。1972年1月间，众多日本在野党和团体掀起访华热潮。同时，日本财界也做出了积极反应，1972年8月，三菱集团代表团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这在日本政界影响极大。

两国文化界的交流也频繁展开。中日间的“围棋外交”、“芭蕾外交”都传为佳话。1971年9月，日本松山芭蕾舞团访问北京演出了《白毛女》。同年12月，日本齿轮座剧团来华访问，并演出了大型话剧《波涛》。1972年7月，中国上海舞剧团访问东京时，田中首相答应：“早日到北京去和周总理会谈，解决中日关系的这一最大课题。”

诚然，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国际国内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两国间艺术交流活动也或多或少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但其背后更离不开中日两国民间学者、艺术家、商界人士共同的努力。正是在这些力量的共同推动下，民间要求中日友好和恢复中日邦交的巨浪席卷整个日本。

中国不再“神秘莫测”

中日1972年建交后，民间友好往来的脚步继续加快。1973年，天津和神户结成友好城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城市第一次和外国城市正式结下友谊关系。

民间新一波“蜜月期”在十年后开始。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风靡一时的日剧《阿信》、《排球女将》、《血疑》成为那个年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更加拉近两国距离的还有中日民众面对面的交往。

1984年金秋，为增进中日两国青年间相互了解与友谊，中方邀请了来自日本政党、青年团体、工会等机构的三千名日本青年访华，举行了盛大的“中日青年友好联欢”活动。

外交学院张历历教授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他曾亲历当年的中日学生大联欢活动，还清楚记得当时在天安门与日本朋友交谈的情景。在他看来，建交后中日关系总体得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与两国间大规模青年交流不无关系。

日本访华青年都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美军的占领下出生的，大多数人不了解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而受到美国反华、反共思想和意识形态以及美国生活方式的影响很深。他们眼中的中国“神秘莫测”，有人认为共产党“不讲人情”。亲临中国参加友好联欢后，很多人亲身体会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中国青年的热情招待，感觉像回到了家一样，心里暖乎乎的。”参加当年访问的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酒井诚感慨道。通过这样的交流活动，他亲眼看到了中国好的一面、先进的一面，感触颇多。

天安门广场上的中日青年舞会

时任团中央国际联络部部长的贾棣锷回忆说，“有日本代表团的成员提出来希望参观抗战遗址，我们就安排。当时在南京就安排了4个代表团去参观大屠杀遗址，反应很强烈，日本成员们都反映通过参观才知道了过去不了解的历史。”

在1984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庆之前，日本青年从几路汇集到北京。当晚，天安门广场举行中日青年舞会，几千名年轻人一起看焰火、跳舞，联欢活动一直持续到夜里两点。最后离开中国时，日本青年与中国朋友依依惜别，很多人在机场相拥而泣。

这次大规模的群众友好联欢活动，直接参与的青年有近百万人。在上海，几十万青年自发地走上街头欢迎日本青年。据贾棣锷统计，访华的三千青年人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地方或中央的日中友好协会领导人。他认为，“这是青年活动的特点，能把中日友谊的概念，渗透到草根当中去，发芽成长。”

两国青年盛大交流活动的情形通过媒体传回日本后，在朝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国政府与民间对日本的友好姿态让日本国民始料不及，日本社会普遍认为有必要做出相应表示。于是在一些日本民间团体的努力下，500名中国青年在第二年（1985年）乘坐“中日友好之船”回访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