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欣：中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其路径选择（3）

3.现有货币政策已经于较宽松状态

第三个从货币供应的角度来看，我刚才说了，第三个理由是不可能再推出新一轮的刺激政策理由，是因为现在的货币政策已经处在比较宽松的一个状态了，有这么几个指标。一个是货币供应量的指标，货币供应量的指标这里叫广义货币供应量M2，这个指标在前五个月大概保持15%—16%的水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我们年初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所设定的M2增长率是多少呢？是13%，现在15—16%的水平是大大高于13%的目标值。从M2这个指标来看货币政策并不紧，是比较宽松的。

我们来看M2跟GDP的一个比例，在研究过程中看一个国家的流动性是不是宽松，就可以用这个比例来看。由于我们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大幅度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得M2比GDP的比例上升非常明显，从1990年的0.8%上升到2012年的1.8%这样一个水平。如果我们进行一下国际比较，把这个比例和国际上做一个比较，无论是和国家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这个比例都是最高的，最上面那条线就是中国，和中国比较接近的下面那条线是日本，不管是和哪个国家相比，中国的这个水平都是最高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货币供应量/流动性已经是相对比较充足的。

另外，从这个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角度来看就是银行信贷，我们可以看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今年以来的运行态势，前七个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规模我做了一个累加，前七个月的累加贷款规模是比去年同期，今年七个月跟去年前七个月相比，大概增加了3800多亿元，这是银行贷款。

另外一个是社会融资总量，我刚才提到了这个词，我想介绍一下什么叫社会融资总量？社会融资总量是这两年大家比较关注的，它实际上是使实体经济从整个金融系统所获得的一个融资规模，过去我们从金融部门得到资金主要是靠银行信贷这个渠道，那社会融资总量它考察的不仅仅是银行信贷，除了信贷之外，它还包括其他一些银行叫表外业内，表内业务是贷款，银行表外业内包括信托贷款、委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等等。

在社会融资总量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直接融资这一块，发行债券，发行股票等等，社会融资总量是比银行贷款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从社会融资总量这个角度来看，前七个月我也算了一下，前七个月比去年同期，与去年前七个月相比多了两万多亿，我们看这个图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两个高柱子，今年一月和三月月度的社会融资总量达到了二点五万亿，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四月份也接近了一点八万亿，这是非常高的。

从这几个指标来看，从M2，从广义货币供应量，从银行信贷还是从更广泛从更广泛的社会融资总量的角度来看，整个货币政策处于一个比较宽松的状态。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也不太可能再进一步地来推出新一轮的扩张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继续依靠大规模刺激政策的空间有限，同时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政策重点就会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

（二）以供给管理代替需求管理

从未来政策前景来看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可能性不大，那未来我们靠什么？我们主要能靠的是从需求管理到供给管理，供给管理的核心要义是什么？就指的要进一步通过改革，通过结构调整来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来化解各种结构性失衡的矛盾。实际上对于决策层来讲，在短期的增速下滑和中期的结构性改革当中，它要保持一种平衡，在一定意义上说增速下滑是这个结构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刚才我提到了三期当中所谓镇痛期的实质性含义。这里提到一个词叫“李克强经济学”，“李克强经济学”是国际上一个投行-巴克莱银行提出这么一个说法。“李克强经济学”的实质是什么呢？概括为九个字，“不刺激 去杠杆 调结构”。不刺激，因为中国面临这么多问题不可能再推行大规模的刺激政策，所以叫不刺激。去杠杆，刚才我也介绍了，中国的债务增长非常明显，无论从哪个部门来看，债务的扩张都非常明显，所以他要去杠杆。还有就是调结构，调结构内容很多，中国的结构性矛盾有很多，有城乡结构，有区域结构，有产业结构，我觉得从扩大内需这个视角来看，这里主要指的是需求层面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

1.高投资和高出口的不可持续性

那什么叫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的话，形成一种过度依赖的局面，现在就要转向更多地依靠消费来拉动，要实现这个需求层面的动力转换。对于出口和投资依赖的不可持续性问题，为什么我们在未来不能再依靠高投资、高出口了？这里我提出叫做不可持续，不可持续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外部环境的不容乐观。那主要面临了什么挑战呢？一个是未来全球经济将进入一个相对缓慢的增长期，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经济增长率低于8%，潜在增长率下降，从全球的视野来看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它都面临着潜在增长率，或者说趋势增长率下降这样一个格局，全球所有的经济体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局面，这是一个挑战。

第二，发达经济体的主权债务问题。刚才我介绍了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从全球范围来看主要经济体，无论是欧洲、美国，特别是像日本债务占GDP的比例超过200%，中国只有50%，它已经超过了200%，这些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问题是非常突出的。

第三，经过全球性的量化宽松政策，英文简称叫QE，许多国家都推出了这种多轮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国推出了三轮，QE1，QE2，QE3，三轮的量化宽松造成了全球性的流动泛滥。现在这个量化宽松政策要退出了，美国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美国的美联储什么时候退出QE，退出这个量化宽松？包括安倍经济学，安倍上台以后就推行大力度的这样一种货币扩张，安倍经济学背后也是带来了这样一种流动性的泛滥，也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现在在这样一种格局下，在全球整个量化宽松政策要退出，退出之后必定会对全球经济带来一个负面的影响和冲击，这也是外部环境的一个不确定性因素。

第四，因为国际经济衰退所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在面临贸易保护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前一段时间欧盟针对光伏产业的贸易纠纷就可以看出，中国在这方面面临了比较大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态势。所以，外部环境不容乐观。

第五，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和投资依赖的不可持续。刚才我多少也提到了，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不断减少带来的工资增长率在近几年上升非常明显，我们把中国和一些新兴经济体，和我们有明显的竞争关系的国家的工资增长率，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所提供的。和印度比，和东南亚比，跟这些国家比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在过去几年工资增长率上升是非常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

第六，资源环境约束，你要保持高投资、高出口在资源环境方面也面临了比较大的约束，一个是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我们国家在过去几年资源的消费量开始大大超过资源的生产量，所以有一个缺口，消费和生产的缺口，这样为了弥补这个缺口只能是从国际上来进口，导致了这个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中国在资源方面非常明显的对外依存度比较高的像石油，铁矿石、煤炭等等。像煤炭，中国是煤炭大国，是煤炭的生产大国，中国从2010年、2011年开始就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煤炭进口国。由此可见，我们在资源的约束方面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环境压力也是在不断加大的，中国现在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大概是世界水平的两倍，随着中国提出碳减排的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进入十二五规划，在这方面的环境压力也是非常大的。从资源环境约束这个角度来看也是不可持续的。

2.扩大消费的问题

刚才说了三个层面的不可持续，你不能再依靠高投资了，不能再依靠高出口，那么我们必须转向消费，但是扩张消费，扩大消费这个命题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这个命题应该是从上一轮东亚金融危机之后，1998年就提出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并没有破题，扩大消费的效果并不明显。我梳理了一下大概有几个原因。

1）收入分配体制方面的原因

这可能是最直接的原因是大家的收入增长比较缓慢。这里可以看出无论是初次分配，劳动者报酬在过去的十多年当中处于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应该有一个下降的态势，初次分配当中劳动者报酬是在下降的。1978到2011年间GDP增长多少呢？GDP扩大了21.5倍，21.5倍折算成年均增长速度是多少呢？是9.9。而同一时期，从1978到2011年城镇居民收入，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它的增长多少呢？是9.5倍和9.6倍，折算成每年的年度增长率是多少？都是7.4%。GDP增长率是9.9%，而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率是7.4%，大概差了2.5个百分点。如果过去大家关注的话是国富与民富之间的不匹配，我们创造了这么多的居民财富，但是老百姓在这个过程当中并没有充分的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就造成了这个喇叭口在扩大，这个就叫做民富与国富的差距。从这个角度我们也看出居民收入增长在过去来讲，是构成消费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

2）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相对比较弱

客观来说，我们在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政府在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的支出水平上在过去几年，从2003年以来，十一五以来还是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咱们在街道工作的同志这方面有了最直接的了解，这方面的信息比较充分一些。在这几个方面支出的增长速度还是可以的，我们不能光看纵向的增长的比较，我们还要和国际上的国际标准做比较，看一看中国目前无论是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GDP这个比例和国际标准做一个对比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标准呢？总的判断，这几大支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和国际标准来比都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比如说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就提出要实现教育支出占GDP比例达到4%，可是多少年过去了这个目标一直没有实现。国际上这个标准一般是能达到，低收入国家也能达到4.5%，世界平均水平是4.6%，我们是不到4%，所以这个水平是比较低的。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例，世界平均大概是6%左右，而我们是1%，预算内卫生支出占GDP的比例只有1%，这和国际水平相比也是比较低的。社会保障支出，这几年社保支出占GDP比例大概在2%左右，国际上像高收入国家能达到12%，中等收入国家也能达到4%、5%，我们的水平跟他们比还是比较低的。

所以无论是教育、医疗、社保应该说是有进步，这个上升的空间还很大。因为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相对来说还有上升的空间，什么叫预防性储蓄？我要考虑到我的子女教育问题，看病的问题，养老的问题等等，大家都不敢花钱。如果说收入的问题是你没有能力去消费的话，这个是没有更多的胆量去消费，因为你要考虑到预防性储蓄，这个也是影响消费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3）房价的上涨过快

房价上涨过快会抑制住房需求，同时会挤出其他需求。现在很多都是一代人、两代人，全家人的钱给孩子买房，这样省吃俭用其他方面的需求消费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就叫挤出其他方面的需求。当然这个住房价格的上涨原因会有很多，我这里概括为两个因素，一个是土地的资源垄断的因素，现在的土地是由各级政府来垄断的，在这种土地资源垄断的一种体制之下会造成两个机制，一个我把它概括为扭曲的市场化机制，政府垄断会造成垄断高价。还有一个是权力资本化机制，寻租，开发商为了向政府寻租，权力资本化机制。

无论是扭曲的市场化机制还是权力资本化机制，它都会造成一定的成本，这个成本都会转嫁到住房价格上，这个就是土地资源垄断带来的住房价格上涨的压力。再有就是物业税的缺失，现在叫房产税，房产税现在是2011年开始在上海和重庆进行两个地方的试点，从试点来看它对房价的影响并不太大，本来是想通过物业税的推出来抑制房价的上涨，为什么物业税的推出能够抑制房价上涨呢？因为推出物业税之后他是在你住房的保有环节，根据你持有住房的市场价值来增税，相继就提高你住房的持有成本。

通过提高住房的持有成本来抑制住房的需求，特别是像一些投机性的需求来缓解住房价格上涨，想达到这样一个目标。现在从上海和重庆所实施的效果来看，物业税的规模非常、非常小，它并没有达到所预期的效果。而且现在只有两个地方，下一步肯定要扩大试点，本来说今年要进一步扩大试点，大家在议论哪些城市会进入下一轮试点城市的范围，目前又没有进一步的消息，物业税的缺失也是影响房价上涨的因素。

4）不完全的城市化

什么叫不完全的城市化？中国现在按常住人口，中国城市化率2011年达到了51.27%，这个统计的城市化率是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如果按照公安部它所发布的，按户籍人口来统计的话，实际上城市化率并没有这么高，只有35%，大概是有16.27%的差距，这个差距我们就把它概括为不完全的城市化。因为16.27%代表了两亿多人的非城镇户籍的常住人口。现在因为户籍制度是和整个福利待遇直接相关的，这些常住人口并没有享受到城镇居民，真正的城镇居民所应该享受到的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基本化问题，并没有有效实现。因为他们在这个方面并没有享受，农产品在非常住人口方面，公共服务的缺失，所以就影响到这个非常、非常庞大的群体消费。本来这是一个潜在消费能力比较大的群体，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制约，影响了一个庞大群体的消费能力，所以这叫不完全城市化所带来的消费不足。

三、扩大内需的路径选择

最后我想简单地说一下扩大消费的对策思考，是自己的一些建议了。第一步针对我刚才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这么几个思考对策。

（一）提高居民收入

一个是怎么样进一步地方居民的收入，这个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途径，从政府来做像最低保障制度、工资指导线制度，集体谈判协商制度等等，推行一些具体的制度来增加居民的收入。

（二）税收改革

另外一个考虑是税收这个环节，个人所得税方面还可以进行改革。现在我们的征税叫做单项征税，未来可以考虑叫综合增税，不是以个人做单位，是以家庭成员整体来做征税，这在国际上有一些比较成熟的做法，如果是以家庭整体来征税的话，会使这个税负更公平一些，可能会减轻一些家庭的税收负担，从这个税制改革方面还是有一些空间的。这是从税收角度来看。

（三）扩大公共收入再分配

还有一点政府可以扩大公共收入的再分配力度，所谓的公共收入主要就是国有企业的红利上涨的问题，国企的红利，我们知道国有企业应该属于全民所有，国企的红利应该是为我们全民所享有的。但实际上目前我们看的2011年财政，红利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相关支出的比例是非常低的，我们觉得在这个领域未来可以进一步扩大国企上缴的水平，扩大国企上缴的主体，现在只是在央企这个层面来实行，未来可以扩大进一步扩大主体。像地方这个层面进一步扩大，水平可以进一步提高，现在大概只有5%—10%的上缴水平，可以考虑进一步货币。国际上有些国家国有企业的红利上涨能达到40%，我们现在只有10%，这个空间也是很大的。通过国企红利的上缴来提高居民的收入，这也是一个渠道。第二个提高政府的社会性支出规模，所谓社会性支出就是刚才说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进一步来进行努力。

（四）打破土地垄断

改革土地和房地产税收制度，土地制度，要打破各级政府对土地的垄断，要切断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来拉高房价这样一种渠道，为了弱化地方政府这样一种土地财政，我们就必须培养地方新的财政来源。现在地方政府的财政很多是靠土地出让金，特别出让金占了很大一部分，地方有非常强大的动机要通过控制土地，通过开发房地产，控制房地产价格，控制土地价格来获得更多土地方面的收入。我们调整一下相关的税收制度，未来推出一些新的以物业税为代表的新的地方主体税种，物业税是在保有环节，它不是在交易环节，不是在生产环节征收的，它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的动机会有弱化。未来可以考虑培育新的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房地产税，或者叫物业税来减少这方面的压力，土地价格上涨进而带动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压力。这是一个考虑。

（五）加大城镇化步伐

再有就是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这方面还应该进一步松动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背后又回到了财政问题，现在很多地方它没有冬季来推动这个户籍，还是考虑到财政的问题。我刚才说了，有这么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你要给他们实现所谓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里要负担很大一部分成本支出，这笔支出要由谁来支付？最终是需要政府支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匹配度都需要一些考虑，都需要进一步的举措来使得地方政府有这个动力，来为这些农民工群体在市民化的过程中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真正使他们成为一个比较大的消费群体。从这几个角度可能还有很多需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