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他高度重视执政党的党风建设，始终把加强和改进党风作为党的建设的战略任务。今天，重温他改进党风的重要论述，依然能感受到伟大的思想光辉，体味到巨大的精神力量。

一 

邓小平对党风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1977年7月，他在第三次复出之初就指出：“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他强调：“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1985年9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指出：“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针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作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论断，对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端正党风重在解决实际问题。邓小平指出，端正党风关键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决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贪图享乐、铺张浪费等腐朽思想，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要反对的“四风”。

关于反对形式主义。邓小平认为，形式主义尽管有诸多表现，但其共同点都是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对弄虚作假、空喊口号、鼓虚劲不鼓实劲的形式主义提出批评。1992年初，他在南方谈话中还尖锐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他积极倡导弘扬实事求是作风，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大力提倡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他要求开会、讲话都要着眼于解决问题，“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他反复告诫，“那种只靠发指示、说空话过日子的坏作风，一定要转变过来。”

关于反对官僚主义。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官僚主义现象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他说：“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官僚主义”，“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事业很难顺利发展”。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在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等讲话中，他对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表现及危害等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另一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在1983年开始的整党中，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整顿作风的重要内容。克服官僚主义也是这一时期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关于反对贪图享乐和浪费之风。邓小平认为，我们国家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比较落后，如果一味追求享乐，铺张浪费，则中国要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不能达到，事业不会有希望。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搞特权、搞特殊化，贪图享受，则必然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他说，“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这不单是一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他指出：“现在我们搞四化，情况会逐步好起来，但是好起来也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艰苦奋斗还是要讲，一点不能疏忽，要勤俭办一切事情，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他特别强调党员干部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要抓紧对人民进行艰苦奋斗精神教育，“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把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写入中央文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