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克服既得利益：东欧、俄罗斯转轨经验借鉴（2）

　二、俄罗斯：以新的威权政治限制寡头利益集团

与东欧国家相比，俄罗斯的转轨面临的既得利益问题更为复杂：休克疗法时代，通过新的维权政治借助原有既得利益集团，实现了激进式的转轨，但形成了新的寡头利益集团；为遏制寡头利益，不得不用新的维权政治限制寡头利益；通过寡头不得干预政治，有可能使俄罗斯走出权贵经济的怪圈。

苏联剧变以后，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转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叶利钦的寡头转轨模式。政治上的新权威和经济上的寡头化支配了俄罗斯坎坷的10年转型路。整个20世纪90年代，大致可以区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91年“8.19”政变到1992年年中盖达尔辞去代总理这一时期，苏联旧体制全面瓦解，进而全面推进激进改革。经济的持续滑坡，经互会的“大家庭”经济空间与苏联的统一经济空间双重解体的冲击，导致了所谓的“休克疗法”出台。第二阶段是从放弃财政货币双紧缩的“休克”政策到1993年炮打白宫这一年时间，主要特点是政治纷争激烈、改革出现混乱与停滞、经济大滑坡。第三阶段就是经济寡头化阶段，从1993年白宫事件到1998年切尔诺梅尔金下台。叶利钦在破旧之后，政策与行事价值取向逐步为既得利益所取代。伴随着“证券私有化”失败，金融工业寡头浮出水面，渐成燎原之势。第四阶段延续到了叶利钦辞职和普京上台。寡头给转型带来的恶果逐步显现，国有资产被寡头瓜分殆尽，社会矛盾逐步积累，转型期危机不断延长增大。直到普京上台后打击寡头。

在原来苏东国家的转轨中，只有俄罗斯出现了寡头垄断这样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实际上是“休克疗法”和俄罗斯政治经济生态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

第一，这些寡头既得利益集团的来源，是由苏联时期的权贵阶层或官僚阶层演变而来的。据俄罗斯1996年1月1日的《消息报》称：苏联官员出身者在总统班子中占75%，政府中占74.3%，地方精英中占82.3%，经济精英中占61%。其中，苏联经济官员在政府中占42.3%，经济精英中占37.7%（金雁、秦晖，2012）。俄罗斯转型仍由官僚阶层主导，他们以“国有制”代表者的身份，瓜分国有资产，掌握国家工业与金融命脉，并利用私有化使其合法化；同时利用国家解体的契机，完成了向资本家的角色转换。俄罗斯出售国有资产损失10000亿美元，其中至少有15%~20%资产被大资产阶级集团掠取，约2000亿美元。据国家杜马听证会资料统计，私有化损失总计为9500万亿卢布(其中经济损失5500万亿卢布，社会损失4000万亿卢布)，相当于俄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2倍，二战损失的2.5倍。

第二，在不同阶段，这些寡头利益集团经历了不同的过程。俄罗斯重要的权贵资本集团有石油工业家联盟、军工企业联盟、工业家企业家联盟、商人圆桌会议、俄工商协会、交易所协会、广告代理商协会、银行协会、银行家俱乐部、农业联盟、农民与农场主协会等。前四者是传统产业部门的主导性组织，以大型的企业和专业市场为基础，实力雄厚；后几者多代表新兴的产业部门利益。但随着国家权力的介入，利益集团本身在不断分化，寡头在不断集中。

第三，寡头事实上是由国家大力支持，甚至就是由国家授权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或者说，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是“被指令”的。世界银行驻莫斯科代表处专家斯塔杜波罗夫斯卡姬说，金融工业集团“通常被理解为是在国家庇护下建立起来的一种组织”（金雁、秦晖，2012）。私有化失败后，切尔诺梅尔金表示，俄罗斯有强大的基础设施，“不应该变成小商小贩的国家”，反对通过发展中小企业走出困境。1994年证券私有化结束后，俄罗斯一批老的经济学家和技术官僚认为，俄罗斯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强大的工业—金融集团”。为此，1994年叶利钦提出，该年应该成为“金融工业集团年”，并陆续出台了十几个总统法令和行政法规。由此，寡头利益集团迅速崛起：1993年俄罗斯只有1家金融工业集团，1997年已经近60家，并产生了“巨人中的巨人”，最后形成“七寡头”。1996年10月，别列佐夫斯基在接受美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说：“六大金融集团(指七人集团中除了卢卡伊尔集团)控制50%的俄罗斯经济和绝大部分传媒。”七人集团有影响公共政策的巨大政治潜力。1996年这些集团为叶利钦提供了300万美元经费，组织了以丘拜斯为首的10人竞选班子，大选之后，叶利钦分别任命了别列佐夫斯基和波塔宁为俄罗斯安全会议副秘书和政府副总理。

第四，在叶利钦执政晚期，由于其自身病体难支、时日无多，面对寡头造成的转型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不断严重的局面束手无策，叶利钦身边的政治利益集团的行为也日益短期化，他们不仅不考虑俄罗斯的长远利益，甚至不再顾及金融工业集团的长远利益，哪怕这是他们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他们的着眼点就在于怎样在“后叶利钦时代”尽可能地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于是，政府首脑走马灯式的轮换，短短2年时间内换了5位总理，这对政府统治能力和合法性构成严峻挑战，沉重地打击了俄罗斯经济及其转轨过程。

寡头利益集团虽然成为众矢之的，但在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以“革命”的办法将其消灭不是好办法。即便是俄共，也与金融工业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市场化过程中，如何发挥金融工业集团的优势，遏制其弊病，成为普京上台后的一个重要内容。普京执政后，主要通过新的威权政治来限制寡头利益。

一方面，严禁其向政权渗透。普京打击豪强、限制资本，针对寡头势力明确要求他们“只赚钱，别夺权”。他表示，经济与政治是规则不同的两个领域，一旦经济精英，尤其是掌握巨大财富的经济寡头进入政治领域、掌握政治权力，就会对社会的经济、政治秩序造成巨大危害，甚至会导致政治秩序的瓦解。普京就任总统后的第一年，即2000年，俄罗斯内务部查处的涉及私有化腐败掠夺的案件高达35.2万件。他拿七寡头之一的金融传媒大亨古辛斯基开刀，控告他侵吞和诈骗国家财产，古辛斯基被迫流亡海外。3年下来，7寡头中已有3人亡命天涯。2003年10月25日，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被全副武装的特种兵抓走，全世界为之瞠目。据普京采取反寡头行动后俄罗斯的民意调查显示，73%的被防者支持普京。另一项调查显示，在对待霍多尔可夫斯基被捕一事上，54%的人持赞同态度（金雁，2011）。经过几年的斗争，普京赢得了控制局面的主导权，有效遏制了寡头政治。

另一方面，不断消除寡头既得利益集团的“官方色彩”，努力使其向按市场规则运转的现代财团转型。在此背景下，以生产活动为核心，以振兴俄罗斯经济为己任的民族资本迅速崛起壮大，逐步淡化其官僚性投机性色彩，注重生产性投资经营。新崛起的金融工业利益集团(如莫斯科银行)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代表。这类金融工业集团与旧金融工业集团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遵守市场的规则，主要依赖生产性的投资和有效的生产经营积累财富，属于民族资本；经济行为的目标是在增进社会效率的前提下，实现自身利益。随着内部结构和力量对比的变化，金融工业利益集团逐步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