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普通人“旁观式”法律态度（10）

由此进一步，可发觉，卡夫卡用交互映射的方式，将K自己旁观式的普通人法律态度和大多数人旁观式的普通人法律态度，结合起来以作展现，以K感受为中心点向周边大多数人扩散，强化读者对大多数人旁观式的普通人法律态度的认识，又以周边大多数人旁观式的普通人法律态度衬托K的意识表现，证明“大多数人”的概念甚至可包括深陷诉讼中的任何个人，使读者相信，旁观式普通人法律态度的自然、普遍。

在此，一个问题逐渐浮现并需深入讨论：普通人特别是其中大多数，除对法律“秘密”和行业性质的理解成本颇高外，缘于其他原因，或许并未想到、关心法律的“秘密”或行业的性质，其甚至终身未和法律发生联系，或如埃利希所言，命运仅和各种日常规矩相互纠缠。 [86]其他原因可能涉及两个现象。

第一，大多数人的生活态度及惯习。一般说，人们总沿着自己感觉、设想的生活路线平常缓进。个人当然会有重要的境遇，但“重要”一方面以自己认定为标准，偶尔参考他人意见，另一方面常和法律无关，如经济萧条中的失业、生活动荡中的失恋，或突如其来的亲人离去、曲终人散的朋友远走……此外，正像本文开始提到的，如无必要，甚至即使“重要”，个人常会在自己行动实践与法律之间划清界线。对个人，日常安排最符合人生的逻辑，亦为长久的生活逻辑。惊天动地或大起大落，总和平常化的个人没有更多联系。由此，大多数人总存坦然的生活态度及日复一日的惯习。

第二，信息获得有限。当发生事件时，除直接目击、听见、接触的现场者，人们要么毫不知情要么逐步获得信息。在逐步获得信息时，通常论，因信息获得的途径有限，间接听读几乎为最主要的方式，故普通人获得的信息自然零散。尽管可看到，间接获得信息后依然有人可能发表意见，或赞扬或谴责，或分析或评价，以标明立场试图干预，但就大多数人而言，最常见的则是“不置可否”。大多数人所以如此，一方面因为其更关注自己的事务，另一方面因为，其常清晰知道自己获得的信息总是“部分”的，甚至“不太可靠”。这意味着，“不置可否”、“沉默”，或即使知道事件发生，如K的诉讼，大多数人依然继续自己的生活态度及惯习，有其信息不完全的理由。

生活态度及惯习，同样重要的信息获得有限，是理解普通人“旁观式”法律态度的又～关键。总体看，遵循既有的生活态度和惯习，最易使个人的日常活动和愿望实现（非过于理想化的愿望）降低成本，因为，其减少了与他人或社会的隔阂及摩擦，亦最大限度地弱化了可能的阻碍，如俗语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而信息获得有限，某种程度上，恰有益于这种成本降低。一般情况下，正是缘于不知道是什么、会发生什么、结果会怎样，普通人才会基于经验而作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旁观，其属最有利于己方的行动策略，减少了社会接触进而减少了隔阂、摩擦或阻碍。换言之，信息获得有限会使正常的普通人小心翼翼，进而避免行动成本的增加。当然，有时所得信息颇为丰富，个人亦不敢轻举妄动，但细究之，此时实际上是信息过于复杂甚或矛盾，扑朔迷离，其属另外意义的“信息获得有限”。

就此看，大多数人总是遵循既有的生活态度和惯习，并总是信息获得有限，故对法律活动容易呈现“旁观”，视其与己而言“不重要”。而利益直接卷入法律活动的个人，典型如K，及间接或潜在卷入者，典型如寓言中的乡下人，其在某些层面亦为大多数的一员，故即使卷入，依然可能带有大多数人的一般性遗迹。实际上，卡夫卡通过各类人物的言谈话语及行动，如格鲁巴赫太太、爱莎、丽尼和画家的，包括主人公K，非常敏锐地将这些最一般的常人生活逻辑细密铺开，并将信息不完全的制约迂回展示。

但其更敏锐之处，在于将此逻辑、制约和法律活动对照起来，使其并行，引导读者反思对照而来的含义、并行产生的意义：

法律是“秘密”，亦为“贵族”的活动，其和行业紧密相连，但“秘密”及“贵族”的涵义又缘于常人的生活逻辑—遵循既有的生活态度和惯习，还有信息获得有限。在这种逻辑中，同时，在信息不完全且不可能完全的结构中，“秘密”问题包括行业问题，再次获得了深入论证。由此引申的结论，是当想到法律的“秘密”、行业时，我们亦应想到常人的生活逻辑，其获得信息的有限，反之亦然。进一步，如我们读者是正常的普通人，是否同样像卡夫卡“法制文学”中的人物，易遵循既有的生活态度和惯习，遭遇信息获得有限？如此，面对法律活动是否同样易“旁观”？

换言之，遵循既有的生活态度和惯习，及信息获得有限，与前述法律“秘密”和行业性质，存在辩证关系。这里的意思是，发现“秘密”，体会了“隔行隔山”，更易遵循原有的生活态度和惯习，知悉自己的信息有限；反之，常遵循原有的生活态度和惯习，信息获得有限，更会觉得“秘密”、“隔行隔山”。

如此，我们势必需重温前文中的一个概念：难以存在法治的“全民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