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普通人“旁观式”法律态度（8）

而作为备受争议的态度、伦理等例子，可注意，尽管有法院职员（一名女职员）为K提供必要帮助，指点迷津，甚至“搀扶”（使K觉得倒是自己日后应做善事）， [62]同时，另有法院内的检察官在撰写K材料时，通宵达旦，颇为认真，堪称敬业 [63]……但法院中相当一些职员时常表现“冷漠”，或具体说“无视”K的冤诉。 [64]对于法律人的态度、伦理等，《审判》通过一名法院职员口吻概括：“……我们中间，谁都不是狠心的人，我们倒是乐于帮助每个人的，可是作为法院的官员，很容易叫人看来是狠心的，不想帮助别人”。 [65]这在表明，作为行规的态度、伦理，与普通人的理解总有差距。

卡夫卡指出，作为行规，法院存在等级，除了法律明确规定，下级总是不明上级的办案细节过程，各自权限清晰，仿佛下级只能猜想上级来摸索自己的工作目标； [66]司法机构似乎始终处于微妙平衡状态，如有人试图改变，则其风险是失去立足点，“跌得粉身碎骨”。 [67]这个机构只需要内部微调，但又可以恢复原状，甚至“更顽固，更残酷，更无情”。 [68]卡夫卡的意识是，虽然每个与法律发生关系的普通人都愿法院符合自己的想象与期待，但他们和法律人之间“误解”的逻辑，绝对不可动摇； [69]“几乎每个被告，包括极普通的人，都在最初就抱有改进司法的满腔热情，结果往往都是浪费时间与精力”， [70]如此看，“唯一聪明的办法就是适应现行环境”。 [71]

运用近乎白描的现象还原，及人物矛盾的复杂塑造，当然还有令人警醒的判断提示，卡夫卡将法律一种常被忽略的过程—行规运行，文学化地再现。所谓“文学化”，如文学鉴赏理论常认为的，即在于引人不断期待深入阅读，进而驻足疑惑，使读者感受一种“真实”及其“复杂”时，触发其心灵焦灼，觉察一种重要。 [72]

其实，通过行规看“行业”，“少数”（相对整体社会人数）的概念自然凸现，而“少数”有时又为“贵族”。此为关键。

首先，形成行业，行业中人必须构筑“栏栅”。所谓“栏栅”，是将不具备同样或同等行动、语言、态度、伦理（当然是职业伦理）的人排斥在外。因为，缺乏内部的共同性（至少相似性）会使职业运作效率低下，甚至无法形成职业。而排斥，本身亦为职业生存之机制，否则当人人均能从事被称为的“一项职业活动”时，职业本身便不存在了，职业中人则亦失去收取“经济支撑”的正当性（自然首先是可能性）。此外，“栏栅”意味着“准入”，准入需要成本。外人并非不能成为职业人，但必须付出成本。故职业群体注定需要“栏栅”，而一个行业注定无法成为“全民事业”。

其次，形成行业，需要行业参加者的不断继承以形成传统。而继承或说追随，既依赖后来参加者的努力和坚持，又依赖内部原有者的认可。“认可”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同样是经济学的，其需要限定群体范围，不能无限扩展，否则行业利益随即消失。由此可见，一个行业仍无法成为“全民事业”。

作为行业的法律，当然无法摆脱这些特征。尽管法律要求公开性、明确性，并且法院的判决书等也需外人明白理解，此即表达人人均可理解法律是怎样的，但其依然不意味着“法律行业”的“秘密”可以揭开。法律群体的行业，与法律对外的表达，是不同的概念，如同文学群体的行业对外人而言不易理解，但文学作品总是为人易读（通常来说）。此外，进入近现代，法律秉持“现代性”发展，尤其伴随国家现代性的欲望，如民族国家的统一强盛、对外更易获得生存赢得竞争（卡夫卡所在时代—20世纪初期—即表现民族国家有此渴望），“普法”推广亟需深入，而即使如此，亦不意味着“法律行业”的“秘密”可转化为“公共知识”，及“公共力量”，或演化为“全民法治事业”的思想内容。法律可协助国家的政治，但其以“技术含量”为协助的资本，并以“技术含量”得以功能挥发；普通人对法律，因其“技术”，更多情况下只能以听从而非“掌握”的方式，融入法律／国家的现代性进程。 [73]故卡夫卡的“法制文学”提醒注意一个观念：法律的象征本为“贵族”。卡夫卡说，“我们的法律并非人人清楚”，其属“贵族”，但此“自然有其明智之处”。 [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