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普通人“旁观式”法律态度（9）

在此，包含“秘密”的法律行业性质，在卡夫卡“法制文学”的逻辑中，是理解普通人“旁观式”法律态度的又一重要前提。

四、对法律“沉默”的普通人

知悉法律的“秘密”，其行业性质，则可逐渐理解为何普通人对法律更易产生类似“不置可否”的态度，即仿佛身为旁观者。“秘密”加之行业特点，势必增加普通人的理解成本或成为其理解的障碍。对多数人而言，如未卷入法律纠纷或活动，亦没有潜在的卷入可能，或未试图成为法律人群体的一分子，通常不甚可能对法律付出理解成本。毕竟，成本付出意味着期待收益，而多数人总是更期待在法律之外的其他方面有所收益。如此，未付出亦未有期待，多数的普通人对法律“沉默”为情理之中。

但此为问题的一方面。所以“沉默”，另有其他缘故，其同样重要。

再看卡夫卡的“法制文学”。其中，K作为角色有两个层面：首先作为普通人其质疑法律，认为自己冤屈，此自然为主要；其次作为普通人其对法律不置可否，“任凭法律行事”。细言之，身处审判过程中的K不断想知道，为何从自己角度看没有任何理由却被起诉，为何存冤却无人理解，特别是法律人，同时，为何自己根本无法理解法院的所作所为，其有时秩序井然、一丝不苟，而自己最后死时面对行刑的警察，也似乎听凭其便，默许这是执行法律。 [75]这本身一方面表明其质疑法律，并带有抱怨之意，另一方面却表明其以普通人的法律态度为感受，将法律视为“行业秘密”。

更重要的，故事中的大多数人，则以“对法律不置可否”的态度出现，表达了颇为典型、人人熟知的一种普通人法律态度—沉默，尽管偶尔其如K一样，质疑法律。

比如，K的房东格鲁巴赫太太对K的逮捕，明确表示，“说起这种逮捕—它倒使我觉得有点深奥……它使我觉得有点玄，这种感觉，我懂不了，不过，好在我也不必去懂它”； [76]与K长期有情人关系的爱莎，K自己承认其如知道诉讼，“也不会费神来想它”； [77]而与K颇有暧昧关系的丽尼，明知K卷入诉讼，但除缠绵说情外依然不关心案情到底如何，实为不置可否。 [78]再如，K所遇见的一位专为法官画像的画家，一方面说，最高法院权力运作至关重要，但无兴趣了解， [79]另一方面颇为法学经典、类似法律现实主义地提到，“我必须区别这两件事情：法律规定的是什么，我从个人经历中所发现的又是什么……我的经验跟法典的规定正好相反”， [80]并十分强调诉讼中接触、笼络法官非常重要， [81]其核心意识即为对法律不置可否，而对其他“行规”则十分重视。当然，大多数普通人，除表现“不置可否”，有时也认为司法起诉绝非随便， [82]这是默认。

从文学看，K心灵的鸣冤驱动和思想的秩序默许彼此矛盾交织的描绘，特别是多数人旁观态度的多样描绘，所有这些，与其他冤案作品的主人公全身心证明自我无罪及大多数人认其蒙冤的描绘，对比而言，同样具有吸引人的探讨价值。现有文学评论的确已提到了这点。 [83]冤案发生及伸冤过程，尤其主人公的悲愤抗争，及主人公和大多数人对法律秩序（包括制度和司法者行为）的极度失望，是人们熟悉的冤案作品的叙事模式，其可使情节曲折复杂、过程跌宕起伏，使主人公内心饱含洗刷冤屈、企盼昭雪，大多数人饱含同情和无奈，进一步，能使读者感染、激愤甚或深思，同时，亦符合本文开始部分提到的利益直接或间接卷入法律活动后普通人有时易产生质疑法律的态度的逻辑。而卡夫卡式的矛盾展现，特别是卡夫卡式沉默的“大多数人旁观态度”，同样不乏另类深思的激励。

这样讨论，是因为，以文学鉴赏看，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的有节奏展开，不断推进，典型如K（其利益已直接卷入法律活动，心怀冤屈，但不满质疑法律时仍会表现旁观式的普通人法律观），及大多数人物多种旁观的持续呈现，另由此浮现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即便可称为人之“惰性”的众生相，依然易诱使读者开阔视野、审察多面、深入追究，以求人性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另种意义的深层理解，形成共鸣。文学鉴赏的一般理论已认为，文学叙事展现的人、社会的复杂性显然对读者具有吸引意义。 [84]这样讨论，另因为，读者有时会相信，人（当然包括读者自己）内心世界颇为丰富，因种种缘故始终是复杂的，社会中多数人亦为经济理性化的，常试图避免卷入与己无关的他者困局，而所有这些，缘于人的欲望、情绪、思想和追求的多面，特别是许多人的安全、自我保护意识，及人生存其中的世界颇为丰富，始终复杂，既有序又无序，存协调亦存冲突。读者有时愿意思考所有这些何以如此。关于文学鉴赏的心理，文学鉴赏理论便常认为读者有时存在“认同需求”。 [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