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俄战争前的俄国海权战略（7）

五、俄国亚太战略与海权战略的失误及不协

如前所述，俄国海权战略的“不协”不仅体现了军事方面的失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亚太战略在经济、政治和外交方面的矛盾。正是由于在长期和宏观的战略上缺乏“一以贯之”，俄日关系逐渐恶化，并产生了难以妥协的利益纠纷。纵观日俄战前十年，具体而言有如下三次策略抉择对于日俄交恶、开战并结局具有重大影响。

（一）“三国干涉还辽”之失误

在日俄战前，两国之间的利益矛盾由来已久，向前可追溯至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当甲午战争临近结尾之时，远东复杂的国际纠纷也愈益公开化，中日两国政府争相拉拢相关欧洲大国。李鸿章通过总理衙门连续向全世界报告中日马关谈判的经过，提醒列强日本控制接近北京的直隶湾将导致日本对中国的控制，这将会严重影响列强的在华利益。（54）日本方面则向相关国家进行瓜分中国的暗示，它表示不会反对英国索取舟山群岛或者德国占取中国东南某个省份，也不会反对俄国占据北满作为补偿。（55）在这场由中日战争引起的远东国际纠纷中，欧洲列强各怀鬼胎：英国认为俄国是其在远东的主要对手，于是想利用战胜的日本阻挡俄国南下与其争夺在华利益，因此表示“没有发现自己有理由干预这次谈判”；法国在欧洲需要俄国制衡德国，不得不尽量满足其盟友在远东的需求，表示“同意将使自己的行动与俄国相符合”；德国积极支持俄国的东进政策，一方面希望促成俄国与英国在远东的矛盾激化，一方面也希望借此让俄国调开部分西线军队以间接削弱俄法同盟对德国的压力，因此表示“现在已经做好准备参加俄国认为在东京所必需的任何行动，要使日本清醒它不仅要放弃割占含有旅顺港的南满，还要放弃割占澎湖群岛”。（56）

概括言之，俄国当时的应对策略可有三种选择——“联中抗日”、“联日削中”和“消极观望”，其战略决策的关键是从中选出一种最有利于俄国的方案。高层大臣会议的争论核心在于是否应当针对日本进行军事干涉。最后的决议倾向于以财政大臣维特为代表的“对日强硬派”，而以总司令部长官奥勃鲁切夫为代表的“联日削中派”的方案则因属于少数观点而未被写入决议。在此后的御前会议中，维特成功地说服了本来持对日妥协观点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完全采纳了维特的方案。（57）事后看来，部分高层属意的“联日削中”策略未必对俄不佳：日本将来必与英国产生矛盾，俄国不应阻碍日本侵华，而应与其进行利益妥协（以南、北满划分势力范围），并鼓励日本尽快走上挑战英国在华利益之路（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自己走上了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