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俄战争前的俄国海权战略（5）

（二）内部派系斗争和外交政策与军力发展的不协调

俄国政府的特性也是影响俄国战略制定的重要因素。君主专制国家的“统一和一致”程度往往会受到很多偶然因素的影响，尤其会受到专制统治者个人性格和能力的影响。从俄日战争前的俄国政府组成情况来看，尼古拉二世继位之初时的政府内还留有大量前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老部下，这些大臣都有各自拥护的政策路线。尼古拉二世对于政府各部门的完全掌控一直拖延到了1903年（他在当年8月28日维特离任财政大臣那天的日记中写道：“现在我掌权了。”（42））。正是由于尼古拉二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彻底摆脱维特的“影响”，因此他采用扶植其他大臣进行平衡牵制的办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战略决策制定的客观性（战略分歧背后有着许多争权夺利的派系纷争的因素）。例如，尼古拉二世选择支持“别佐布拉佐夫集团”激进的远东政策，并对财政部、外交部和陆军部所支持的比较符合日俄实力对比的远东“温和路线”采取无视的态度。（43）

作为“别佐布拉佐夫集团”的成员之一，亚历山大·米哈伊罗维奇大公（尼古拉二世的童年好友）是“太平洋派”的核心代表人物，他在不断地寻找机会企图夺得阿列克塞·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海军元帅的地位。在“波罗的海派”与“太平洋派”之争中，亚历山大·米哈伊罗维奇大公鼓吹加强俄国太平洋舰队力量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为培植私人势力以及获得沙皇宠信的招数。“太平洋派”吸引了不少海军将领，这些军官有些确实是发自内心地认为太平洋对于俄国舰队而言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另一些则是出于迎合尼古拉二世明显的对远东的偏爱。（44）

在尼古拉二世的“纵容”下，远东太平洋区域曾获得优先发展权，但这种优先地位后来又被西线的波罗的海和黑海区域“夺走”。虽然俄国的太平洋舰队加强了不少，但最终还是在军备竞赛中落后于日本。因此，俄国的外交政策应当是与其军力发展水平相协调，走“温和”让步的妥协路线比较稳妥。但是，“别佐布拉佐夫集团”的看法是，“让步总是引起新的让步”，而谈判拖得越久对俄国便越有利，俄国便能更多地在远东占有优势。这种外交手段的适用条件是日本摸不清俄国在远东的军力以及没有实力和信心发动进攻，然而当时日本的间谍已经基本摸清了俄国在远东的军力——据日俄战争期间被俘的日本参谋本部少校军官供认：“我们了解，俄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且在资源上是强于日本的，但俄国只是在欧洲强大，在亚洲大陆的这一面，它是弱于我们的。”（45）

在“内部不统一”的长期困扰下，俄国外交策略开始逐渐变得与其自身的经济和军事基础越来越不相一致，而且变动不一、前后矛盾。在19世纪80年代，俄国奉行不结盟政策，在国际纠纷中逐渐与许多大国发生利益冲突，如德国、奥匈、英国。在德奥意三国同盟的压力下，俄国和法国于1891-1893年间形成了对抗三国同盟的秘密军事同盟。在1895年的“三国干涉事件”之后，俄国又给自己增添了一个敌对国家——日本。法俄同盟仅仅适用于欧洲，而不适用于远东。虽然，俄法两国在1902年曾就远东联合舰队问题进行过讨论，但最后无果而终。（46）因此，在日俄战争爆发前，俄国在远东处于没有盟国支持的艰难境地。而且，由于俄国侵略中国的野心过大，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列强都站到了日本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