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俄战争前的俄国海权战略（8）

（二）“旅大租借”在外交和军事上的战略漏洞

“三国干涉事件”之后，俄国政府遵循维特的设计方案，以“拯救者”的身份对中国进行了经济上的“和平侵略”：首先，法国人投资占大多数而俄国人掌控下的华俄道胜银行（成立于1895年底）向中国提供了大笔贷款（清政府用以加快完成对日赔款）；其次，1896年6月3日，维特、洛巴诺夫和李鸿章签订了在远东“共同对日”的“中俄密约”，中国为此答允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横穿中国东北直达海参崴。与此同时，随着清朝在朝鲜势力的消失，俄国开始在朝鲜发展自己的势力与日本相抗，并签订了洛巴诺夫-山县协定（亦称1896年6月9日莫斯科议定书），实际上确立了日俄两国对朝鲜的共管。

如上所述，俄国势力在远东的渗透是非常迅速的，而且这一成功是在没有明显提高在远东的陆海军力量的条件下实现的。不过，随着“胶州湾事件”的发生，俄国政府在远东再次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按照沙皇的指示，针对德国占领胶州，为讨论远东不冻港问题，1897年11月26日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按照维特在其回忆录中所说，他由于已预见到（强占旅大）这个步骤“是一件后果严重的事情，必将以惨祸结局，于是同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争论了好几次。”对于维特指出的——英国和日本都将不会对此漠然处之，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声称这点由他来承担责任，他相信：无论日本还是英国都不会对此采取任何惩戒措施。”这次会议最后还是决定不占领旅顺口或任何其他港口。尼古拉二世尽管对维特的意见“感到不快”，但还是同意了他的主张，于是在拟定的会议记录中写入：“陛下并不希望赞同外交大臣的建议。”（58）然而会后不久，尼古拉二世和维特的政敌穆拉维约夫便改变了会议决定，开始着手强占旅大的军事行动。强占旅大这一决策给俄国在远东带来了不少麻烦，中国和日本出于不同的原因对此都感到非常愤慨。诚如维特所言，俄国占领了“曾经迫使日本离开的、在它打了胜仗后夺得的这块领土”，进一步把俄国引向了“不幸的对日战争”，同时还“破坏了同中国的全部传统关系”。（59）

由于“旅大租借”问题，俄国的注意力从朝鲜转回满洲，俄国将在远东的军队战术单位由旅提升到了军，同时还成立了专门保卫中东铁路的护路队。俄国人千方百计地夺得了旅顺这一远东不冻港，但是在保住这一据点的战略上则存在着重大失误。最为重大的失误在于财政方面。按计划，旅顺军港要塞工事的彻底完成要到1909年，对于旅顺要塞的拨款不仅是微薄的，甚至还少于对大连的拨款。财政大臣维特对此不能说没有责任，他忽略了军事拨款（亦即加快旅顺建设）的优先性：在1904年前，由于财政赤字，对于旅顺的实际拨款只有460万卢布（60），而对于大连的拨款却超过1850万卢布（61），且这些拨款主要是用于大连自由港的基本设施建设而不是用于军事防御工事。从战略上看，如果大连没有坚厚的防御工事而被敌方攻占，那么大连将成为敌方可以利用的进攻旅顺军港的良好基地。

在俄国远东海军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对于旅顺的利用也存在巨大的战略漏洞。旅顺离海参崴1500公里，这便决定了海参崴对旅顺的支援并不能很快到达，同时旅顺本身并不拥有支撑海上关键战役的持续物资储备，这也就使得远东大总督阿列克谢耶夫选择在旅顺施行保守的防御方案。按照阿列克谢耶夫的方案，俄国在旅顺的海军战略从一开始便是防御性的，俄国希望依靠旅顺为据点控制附近海域，以阻止日本人在辽东半岛或者朝鲜西海岸直接登陆；俄国希望通过海上防御赢得时间将陆军调赴满洲，这样才能真正防守住旅顺这一据点；与此同时，俄国可以自海参崴派出巡洋舰向日本的船舰发起进攻并割断其海上交通线路。正是由于这种方案设定，阿列克谢耶夫坚持在海参崴保持4艘巡洋舰作为“牵制舰队”。当俄国在远东的海军舰队实力弱于日本的情况下，分散性的战术其实不利于集中一点的大规模战役，因为一旦战争爆发，俄国在远东的重要据点旅顺是非常需要这些“牵制舰队”来抵抗日本舰队的。另外，俄国在海参崴的舰队，由于离旅顺航程过长（且还需防卫海参崴要塞）、船舰的作战能力以及自身目标太明显，仅仅能完成袭击日本商船的任务。（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