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3）

其次，经济与安全密不可分，经济手段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

与军事、外交手段一样，经济手段也常常成为克敌制胜的工具，中国古人深谙此道。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子就十分重视开放经济中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问题。针对当时的强国楚国，管子认为齐国出兵攻伐难以取胜，因而用另一种“战斗之道与之”，即金融战，齐国高价收购楚国的生鹿，导致楚国大量百姓放弃农业而猎鹿，最终楚国粮食短缺、价格高涨，财富锐减、国力被削弱。而西汉时期，汉朝在边境的屯田和在西域的贸易拓展，与卫青、霍去病等人的沙场逐鹿、封狼居胥一道，成为最终战胜匈奴的两大法宝。

现代的经济手段则更为多样，包括贸易制裁、经济封锁、金融战、经济渗透等，与古代相比，当前时期，经济手段对于中国更为重要。自近代以来，中国的边疆危机频发与中国在边海地区的虚弱经济社会存在有很大关系，口头的主权宣示终究抵不过他国在武力支持下的经济社会渗透。二战结束以来，除了海上力量孱弱之外，中国开发利用海洋的滞后也是中国在海洋争端中较为被动的一大原因。

有效的经济与社会存在是享有对某地区主权的重要标志，若无实际的控制、实际的有效利用，谈主权将显得苍白无力。眼下，中国的海洋经济行为自发性强、组织性差，且严重与维护国家主权及安全脱节，已无法适应形势发展和斗争需要。中国公民及企业在争议岛礁及海域的经济活动迫切需要被统筹到国家安全战略规划中来。国家机器需要协调军队、安全、外交、海洋、宣传等部门，给予中国渔民在近海的渔业生产、石油企业在争议地区的勘探开发、地方政府进行的海岛旅游等经济活动以政策指导和力量支持，通过维系、扩大中国在争议地区的有效经济存在，为外交和法理斗争提供有力支撑。然而囿于机构职能设置条块分割、部门利益冲突严重，中国此前并无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能堪当此任，这正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置的题中应有之义。

安全问题也是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