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迎接新的改革浪潮与改革繁荣（2）

二、全面深化改革是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

应该讲，全面深化改革是我们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理解，第一从改革本身讲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过去三十多年我们推了三档大的改革，七十年代末推农村改革，八十年代推城市改革，九十年代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新世纪以来伴随我们加入WTO又推了新的改革，而这些改革经过几年之后，推进的速度降下来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降下来了，改革也是存在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的。第二从发展的角度来讲，我们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还是存在的，我们有两个100年的目标要实现，但是我们下一步能不能实现持续发展，我们的发展中还有很多的挑战。第三从我们自己的目标和我们自己的要求来说，“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和第三步的目标要实现，两个100年的目标要实现，“中国梦”要实现，这都需要经济持续发展来支撑。

我前面讲2010年我们实现了从中低收入到中高收入的转变，但是在中高收入阶段可能面临一个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战后欧美之外的国家成功地从中等收入跨向高收入的国家不多，真正成功跨过来的也只有日本，韩国和我们的台湾，除此之外，其他的经济体没有。阿根廷在三十年代的时候蒸蒸日上，现在还在原地踏步，巴西这些年一直在高收入大门外徘徊，去年以为他们能够跨过了，结果世行还是没有确认。东南亚的那些国家同样如此，大家回忆一下，我们改革开放之初，正大集团搞的那个正大综艺，他们就是来自泰国，节目里给我们放很多泰国的东西，我们觉得泰国很了不起，但是现在泰国在哪里？那时候人均2、3千美元，199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现在还是2、3千美元，还在中低收入阶段徘徊着。马来西亚好一点，但是也没有跨过去，现在也还在中高收入阶段。所以，未来的目标很宏伟，但是未来的发展道路远不如我们过去的发展道路那么平坦，更何况我们发展面临的环境也要发生变化。过去我们很穷，我们还落后，人家同情我们，帮助我们，现在我们发达了，人家对我们羡慕嫉妒恨，过去美国连最先进的飞机都愿意卖给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卖给我们。国际发展的环境对我们来说也越来越不利了。

当然，我们相信这些对我们构不成什么大的威胁，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讲，“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小康社会有具体的目标，伟大复兴虽然没有什么具体的目标，但是实际上也有目标，小平同志当年给定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十六大、十七大的时候，我们提出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到十八大的时候，我们修改成为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十年翻一番和二十年翻两番，如果你从平均的角度讲，没有什么实质的差别，但是我们不是匀速前进的，我们在过去十几年里面前进的步伐很快，到2012年我们的GDP达到了52亿，因为2000年的时候，是接近10万亿，如果按照2000年的标准的话，翻两番我们达到40万亿就可以了，现在按照不变价，我们大致上达到了30多万亿，差不多实现了70%到80%了，如果目标不变，剩下的八年里我们很轻松，保持3%、4%的速度就可以实现了，所以十八大给我们加了一个码，是在已经实现成绩的基础上再翻一番，因为按照原来的二十年翻两番，十年翻一番，都需要7.18%的速度，当然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实现了平均10.2%、10.3%的速度了，所以未来八年我们只需要3%到4%的速度就可以了，所以十八大给我们加了个码，翻了一番是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我们2010年已经是40万亿了，再翻一番的话，就要到80万亿，2012年我们是52万亿，折合不变价47万亿，那么47万亿的话我们还需要多少增长？我们还需要年均6.86%的增长速度。所以李总理在今年的新一届政府领导人亮相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需要6.9%的速度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李总理最近又讲，我们要保持稳定的就业还需要7.5%的增长速度。

那么，就是说从第一个一百年的目标来看，我们需要一个7%的增长速度，我们未来能不能实现这样的速度？大家看这是我们新世纪以来的经济增长率，2000年以来差不多是逐年上升的，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又逐渐下降下来了，现在只有7点几的速度，那么未来八年还会不会进一步下降？能不能保持平均下来7%的增长速度？如果不能，我们第一个一百年的目标就会受到一些挑战。从第二个一百年的目标来讲，小平同志讲我们要在21世纪中叶的时候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当然中等发达国家没有统计上的水平，大致上我们在2049年的时候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考虑到越往后速度会越慢，大家知道人刚一出生成长的速度是很快的，长到二十岁以后速度就慢了，三十岁以后大部分人都不长了，国家的经济也差不多是这样的，越往后发展的速度会越慢。要想在2049年达到高收入的平均水平，那必须在2030年之前达到高收入水平。

如果说考虑到后面遇到的一些困难和挑战，为了有把握一点，最好在2025年之前就达到高收入的门槛水平，那就意味着在从现在迈向高收入的水平过程中，必须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但是在这个阶段将会面临一个特殊的挑战——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我们可以看一下，实际上支撑着我们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些有利因素已经开始变得不那么有利了，过去说我们的发展，我们的成绩是源自于改革红利，人口红利，我们看看劳动力对我们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开始明显的下降了。劳动力下降了，因为没有这么多劳动人口了，资本的贡献现在还可以，但是大家知道老龄化来了，老龄化来了之后，储蓄率就下降了，储蓄率一下降资本形成就会受到影响，下一步的贡献就会跟着下来，外资的贡献也已经下来了，那你下一步靠什么，如果不能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没有新的动力推进的话，我们的经济也许就这样走下去了，尤其是下面这个悲观的（说法）我们看看，如果按照下面这个悲观的（说法），我们2020年之前已经降到这么低的速度了，我们2025年之前已经降到2.5%之内了，那2020年实现翻一番的目标，有一定的困难，2050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困难就更大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深化改革，来推动我们的发展。当然，我们讲这样的一个预测也不是随随便便做的，也是有根据的，事实上最近一两年国际社会对中国普遍不看好，过去唱衰我们的是一些专栏作家和媒体记者，而现在越来越多严肃的学者加入进来了。比如说一位很有名很严肃的学者，他的著作在同行中的引用频率非常高，他曾经认为中国经济近期将不可避免的减速，减到什么程度？5%至6%的水平上，如果近期就降到5%到6%的话，那么我们需要6.9%的这样一个目标怎么去实现？国内也有一些人比较担心。当然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我们的研究发现减速是一个普遍规律，我们大致研究了36个国家，其中34个国家都减速了，概率为94.4%，而且我们进一步发现减的幅度高达6个百分点，所以这位学者的研究也不是随便说的，他做这个研究的时间是我们的“十一五”时期，我们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1.2%，11.2%减上6个百分点，不就是5%到6%了吗。我们也发现四分之三的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减速了，所以这个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在理论上也是存在的。我们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幸的国家人均收入一千美元就减速了，当然这个美元不是限价美元是国际元，特别幸运的国家3万美元才减速，当然概率比较大的是5千美元和8千美元。那么用和美国的关系来说，现在一般认为美国是领先国家，其他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追赶者，所以就有一个追赶度、赶超度的问题，就是你的人均水平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比例叫赶超度，就是你的人均水平占美国人均水平的比例就是你的赶超度。我们发现大致规律也差不多，大致在赶超度达到30%，就是你的人均水平相当于美国的人均水平30%的时候，你可能就开始进入减速阶段，其中50%和80%这两个阶段是会急剧减速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差不多到5千美元就开始减速了的国家基本上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了，8千美元减速的国家有些能够跨过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进一步发现为什么会减速？85%的减速是全要素生产力下降造成的，为什么全要素生产率会下降？过去全要素生产率大家认为是科技进步的贡献率，科技一直在进步，为什么它的贡献会下降呢？可能觉得不可理解。实际上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它的根本是索罗余数，大家知道经济增长要靠生产要素推动劳动和资本，美国有一个经济学家当年研究各国的增长，那么他研究之后发现各国的增长，分配给劳动和资本之后分不完，有那么一部分既不是劳动的贡献，也不是资本的贡献，那是什么的贡献呢？没有人不知道，所以当时叫索罗余数，后来好多人研究这个问题，这么大的功劳摆在这里没人领，劳动说不是我的，资本说不是我的，那到底是谁的呢？好多人去研究，研究之后有些人提出来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说这是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当然其他的人慢慢研究发现，不仅科技进步能带来，结构调整也能够带来，体制改革也能够带来，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很多因素都能够带来。我们发现首先是劳动力在配制，随着农村人口从农业领域向工业领域转移，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这样一个过程，劳动生产率先是提高的，然后会下降，劳动力从农村转到城市生产率自然就提高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在农村一年四季你只能春秋劳动，冬夏基本上是不怎么劳动的，一天24小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到工厂春夏秋冬都可以干活，一旦到工厂机器可以24小时不停下来，人可以三班倒，生产率一下子就提高了。但是当劳动力从农村转完之后，没的可转的时候就要下降了。

那么从技术进步的因素来讲，发展中国家比较缺乏自主创新的能力，都是学习别人的技术，在学习别人技术的过程中，一开始你跟人家差距很大，人家愿意教你，你也愿意学，而且你学习进步快了，人家教起来也觉得有成就感，更愿意教你，但是当你跟人家的差距越来越小的时候，人家就不愿意教你了，就像美国跟中国一样，过去美国愿意帮助中国，先进的科技都卖给中国，现在不愿意帮助你了，所以这个学习效应结束了，科技进步这个贡献就会继续下降，什么时候继续上升呢？你的自主创新能力形成了，就上升了，但是这个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研究也发现这些国家虽然也减速，但是减速跟减速不一样，有些国家波浪式减速，有些国家台阶式减速，日本、德国是台阶式减速，美国、英国、韩国是波浪式减速。那么，我们国家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研究之后发现，我们的急剧减速点还没有到，大致预测到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可能会进入一个阶段，当然也不是意味着必然会在那个时候减下来，大概在2019年，可能那时候我们会明显的减速，那么未来的五到十年，我们可能会减上两三个百分点。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劳动力了，人口红利少了，人口老龄化了，储蓄率下降了，资本的贡献下降了，可能要减一下，我们没有那么多资源了，可能会减一下，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了，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随便排放了，所以也会减一下。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减得不会太厉害，我们会是波浪式递减，而不会是台阶式的减，为什么是波浪式的呢？说的学术一点有两个二元结构，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内陆，农村和城市这是两个二元结构。两个二元结构理论上应该有四个速度，当然现实中沿海和城市是有重合的部分，现实中可能两到三个速度，东部地区减速了，西部还在加速过程中，这样我们不至于减得太厉害。

从外需方面来看，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替代东南亚国家，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南亚、甚至包括非洲的一些国家，在劳动密集型行业替代我们，我们在这些行业的竞争力迅速下降，因为我们的劳动人口减少了，劳动供需关系发生变化了，我们的工资成本上升了，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变得越来越贵了。各位同志穿的衣服也许不是中国生产的了，也许是越南生产的，也许是缅甸生产的，也许是柬埔寨生产的，也许过两年就是某个非洲国家生产的了，如果哪一天你买到一双埃塞俄比亚生产鞋子，也不要感觉到很意外。在这个领域人家正在迅速的替代我们，可是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领域我们要替代发达国家却很难，我们要替代的，要竞争的是韩国，是日本，是德国，是美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人家替代我们很容易，在资本密集行业和技术密集行业我们替代发达国家谈何容易啊！所以我们的外需下降得很快，主要是这方面在受影响。

还有资源，未来我们的资源能不能共享，过去我们的资源铁矿石这些东西靠巴西和澳大利亚给我们提供，在我们中国的带动下，我们是三速、四速增长，巴西和澳大利亚也是双速增长，因为他们也出现分化了，原来的发达地区，澳大利亚的东南部，从悉尼到墨尔本那一带，巴西的东南部，从圣保罗到里约热内卢那一带，还是那个老样子，维持的是欧洲速度，但是澳大利亚的西部，巴西高原那一带是什么速度，是中国速度，为什么？因为给中国卖铁矿石，给中国卖大豆，给中国卖玉米，挂靠在中国这辆快速运行的列车上，所以他们国家现在也是两个速度了。石油，我们要从中东、北非这些地方进口，我们的石油对外依存度现在是60%，60%里面又有60%是来自中东北非这些地方，大家知道这些地方过去是英国、法国传统的殖民地，是德国的出口目的地，但是这些地区的治安是由美国人来维护的，那么下一步我们的能源买得来买不来？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两个问题。

在资源环境和外需的影响下，我们能不能在2030年之前达到高收入的门槛，我们能不能在2049年达到高收入的平均水平，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当然如果我们改革，如果我们转方式，如果我们调结构，如果我们自主创新，通过改革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些如果，那我们就能够达到。所以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必须推出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来为我们的长远发展提供一个强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