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新的历史起点与顶层设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清醒认识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新形势新任务基础上，深刻剖析了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论断和部署。天津市委也明确指出，全会报告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当前，认清我国体制改革新阶段在启程基点和整体构思方面的基本特征与内在机理，有利于在认识上解放思想、凝心聚力，在行动上积极探索、贯彻落实。

全面深化改革以迎接挑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任务为新的起点，同时面对着我国现阶段体制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的难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这里既说明了我国推行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因，也揭示了进入这一历史阶段的新起点。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我国跨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时期。至2020年，完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建设任务包括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体现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构思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改善民生的美好远景，奠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实基础。然而更应看到的是，我国的发展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制约条件和环境挑战。突出表现在，一是以往推进快速增长的动力明显弱化。受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影响，不少发达国家至今经济复苏艰难曲折，我国制造业的外需拉动已难回归以往；我国老龄人口剧增，以较廉价劳动力为支撑的“人口红利”又大大削弱，且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低端制造环节已在加速向低收入国家迁移；长期以来依靠政府扩大投资引领经济发展的做法容易带来效益降低、产能过剩、通货膨胀等弊病，不仅妨碍调整经济结构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且无法持续。受诸多因素制约，我国经济增速已趋于回落，由快速增长期步入中高速增长期，急需寻求新的发展动力。二是社会矛盾趋向增多。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及居民收入差距持续较大，教育、卫生、居住、安全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侵犯群众利益的做法则引发了较多的矛盾与事件。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更在挑战国家治理体系和党的执政能力。三是生态环境形势严峻。长期沿用传统的发展方式，不仅受到资源约束，而且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雾霾天气多现已影响到当代人健康，从反面教训证明，我国必须以新的力量推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述分析表明，一方面，尽管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经济增速已创世界奇迹，但仍需要持续稳定增长，否则难以肩负历史重任。另一方面，以往的发展动力和路径问题较多，已难以延续。破解两难问题凸现出一个途径，以深化改革为发展增动力、添活力。而且此种深化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改革，单独推进经济改革已无法适应新的形势，迫切需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做到着眼长远、提前谋局、大力实施。这既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面对的新形势，也构成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的新历史起点。

再从我国现阶段改革自身运行状态看，已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由于以往的发展与改革已形成了既定格局，进一步推出的改革举措必将触动既得利益，调整未来利益，难免在实行改革者和推动发展者自身上着力切割，因此全面深化改革迎来许多难题，不攻坚克难就会在重大问题方面寸步难行。由于单项、易推的改革项目基本已经进行，进一步需推动的改革往往牵一发动全身，因此全面深化改革无法像在浅水区那样可以走走看看，而是面对着看不清水深的未知境遇，包含诸多风险。如果说现阶段深化改革承接的历史任务和矛盾说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综合性，那么现阶段体制改革自身的严峻挑战则表明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持有坚定的决心和无畏的勇气，善于采用正确的方法，发挥高超的智慧，走出开拓创新之路。这也成为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的历史新起点的重要体现。

全面深化改革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做出新的顶层设计，既继承以往的重要经验，更勇于在重大理论与实践方面提出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35年来，党中央在不同时期推出过四个具有顶层设计性质的重大改革决定，分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和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这四个决定依次对启动经济体制改革、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指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整体部署，既适应了不同历史时期引领改革开放的需要，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又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

与前几次改革的总体设计相衔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高度重视借鉴以往改革成功实践提供的重要经验。《决定》就此概括为四个“坚持”，分别从把握正确方向、勇于推进创新、明确出发与落脚点、运用正确方法等方面总结经验并上升为理性认识，强调必须长期坚持。与此同时，《决定》作出了更为系统深刻和富有时代性、针对性的顶层设计，就我国全面深化改革阐明了重大意义和未来走向，提出了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描绘了新蓝图、新远景、新目标，合理布局了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特别是在深刻剖析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与部署。突出体现为：

一是规划了最为广阔全面又突出重点的改革内容。《决定》以6个“紧密围绕”设计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建等领域的改革思路，每个部分均丰富翔实。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例，《报告》从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体系、政府职能、财税体制、城乡一体化等5个方面做出全面谋划，改革举措的覆盖之广和力度之大均超出了以往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党中央决定。其中每个方面也都既有指向性，更具系统性。而且这种全面改革并非不分主次、平行用力、四面出击。《决定》强调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5个部分的经济体制改革共提出了22条重要举措，占全文60条的1/3强，同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中还涉及了多方面与经济领域交叉的改革。明确这一改革重点贯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的重大战略判断，体现了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的内在牵引作用。与此相适应，《决定》就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特别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做了颇具力度的安排。此外，《决定》还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3个方面的部署回应了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存在的突出矛盾和普遍需求，做出了以体制变革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设计。这些改革内容的统筹规划符合客观实际，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