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基层”期间,笔者真切感受到养老问题的严峻紧迫。然而,无论是政府、社会还是家庭,似乎都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养老关系千家万户,关系每一个人,是最重要的群众工作之一。而且鉴于其形势,它又应该是政府在群众工作方面,需要优先解决的重大问题。否则任其发展下去,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
在“蹲点”的街道办,其辖区内60岁及以上老年人26000人左右,占社区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26%,其中9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659人。与庞大的老年人口相对应,该街道办辖区内的一所敬老院只有90多个床位,远远供不应求,所以只有高龄、失能、失智的老人才具有申请入住的资格。至于能否真正入住,还要看“运气”。
即使是成功入住敬老院的少数 “幸运儿”,其处境也只能说是差强人意。当然,敬老院也有自己的难处。据了解,住院条件从单人间到四人间不等,最好的单人间月住院费也只有2000多元。住院费勉强可以维持敬老院的日常运转,房租、硬件设施的添置改善要靠财政补贴。所以,如果财政没有大规模增加资金投入的话,敬老院就很难扩建,或者增加床位。即使是维持目前的规模,经费也有点捉襟见肘。敬老院聘用了20名护工,对90多位老人进行24小时护理,工作很辛苦,收入却并不高,工资加上夜班补贴和加班费,每月也只有2000元出头,所以留人、招人越来越难。有一位护工直言不讳地对笔者说:“养老问题远远没有足够重视,或者说只是在口头上重视。”她也抱怨收入实在太低,与付出的劳动根本不相称,并表示,之所以至今还没有离开,主要是对这些老人怀有感情,割舍不下。“如果我也走了,那谁来照顾他们呢?”
对于没有入住敬老院、居家养老的部分,则由街道办的民政口和社区服务中心为老服务部指导辅助,为老年人提供送餐、购物维修、清洗衣服、陪同看病、家庭护理和巡访察看等服务。然而,有些服务目前还没有达到全覆盖,比如今年的全年目标,就是力争30%以上的居民区实现为老服务预约管理,所以在为老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有待进一步拓展。
当然,无论从财力、物力还是职能来说,政府都不可能对养老问题做到大包大揽,社会力量的参与也很重要。然而,无论是社会层面的公益理念,还是个人层面的志愿理念,在当前情况下都没有充分发育、成熟完善。所以,希望社会力量开办非营利机构性质的养老院,或者招募志愿者来大规模解决养老问题,从当前来看也并不现实。对于养老工作而言,社会力量只是政府养老和家庭养老的一个补充部分。
除了政府和社会之外,毫无疑问,家庭应该在养老中承担更重要的责任。然而实际情况也不全乐观。在辖区内的26000名老人当中,纯老户(家里除老人以外没有其他人)人数4190人,独居老人(不仅子女离家,而且丧偶,属于极其弱势的群体)1227人。这些老人即使有家属,也很难得到家属的赡养照顾。一些家属确有客观困难,比如子女已经出国,或者子女虽然住在本市,但生活居住地太远,或者经济条件很差而有心无力;也有不少老人的子女家属,即使有赡养能力,却以各种理由推卸赡养照顾责任,尤其没有给予老年人陪伴和情感关怀。一些老人在家中猝死,最早发现的是巡访察看的社工,而不是子女家属。
由于政府、社会和家庭三方,至今没有形成相互衔接、协同配合的养老体系,随着老龄人口日益增多,养老问题逐渐成为改善民生条件方面的突出问题。在走访考察养老工作的时候,笔者脑中不断浮现香港电影《桃姐》的情景。这些老人在生命中经历过最艰难的岁月,在风烛残年之际,依然晚景凄凉,令人同情。在经历了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物质富足程度今非昔比的当下,我们有太多的理由,把养老工作做得更好、更完善,让这些为今天的富足贡献了毕生精力的老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而且,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当下。二三十年之后,上海的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深化,老龄化将成为整个国家层面重大的社会问题。所以今天没有解决好的养老问题,不但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反而有可能越来越严重,甚至有可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沉重包袱。所以,从制度体制构建、政策制定、资金投入、社会舆论和家庭伦理等等方面全方位着手,制订实施系统性的法规、政策和措施,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唯有如此,才能在“银发浪潮”呼啸而至之际,让更多老人老有所乐、颐养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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