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大学宪章”如何成为治校信仰？（5）

【启示与思考】

大学章程最早的前身源于欧洲建立现代大学雏形的时候，颁发给大学的“特许状”。值得一提的是，按照欧洲中世纪的传统，这个特许状一般是由罗马教皇或者国王颁发，而不是政府。这些特许状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大学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权，使大学在学术和管理方面拥有合法的自治权力。

此番人大等六所高校公布“大学宪章”对我国高校的去行政化进程无疑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的大学章程还是由省级教育部门或是教育部来进行核准。为实现大学章程对于学校自治权力的保障，理应由作为权力机关的人大对其进行核准，全面提升大学章程的法律地位，使其成为地方性或部门法规的一部分。

当然，改革需要循序渐进，因为国内高校普遍行政化的现状，我们的大学章程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完善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然而终点却应该是相同的，那便是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校，高度自治。

很多人期待通过大学章程去行政化，对社会而言，这样的改革成本最低。因为，通过完善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利用法律法规重新规范教育部门、学校师生的关系，的确可以迅速去行政化。但是，目前高校僵局的弊端，还有行政化之外的原因，例如商品化、政治化等。每个浸染在目前教育制度的人，就像毒树之果一样很难摆脱其影响。前年山东大学组建没有校长的学术委员会，但是现在学校组织教职工体检，领导和教师仍旧优劣有别。即便高校都从形式上改变了行政化，但这种“行政化”思维仍然会残存。

大学章程不但从深度和广度受到制约，也不具备和法律法规一样的约束力。故此，目前的高校去行政化，不但要从制度方面矫正教育制度，还得防止改革者的“行政化思维”。唯将现有章程彻底实行，才会向自治“宪章”迈进，这是一条“教育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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