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

我国经济社会历史性巨变是改革红利的具体体现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变化。经济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从国际范围看，中国的发展改变了全球经济版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这些成就的取得，取决于多种因素，如充裕而低成本的劳动力，广大的市场空间，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一定的自然禀赋条件等，但最重要的还是实行了改革开放，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以往历史和有关国际经验都表明，即使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较好甚至优越，并不一定能够促成快速的经济发展。所谓“资源诅咒”，指的就是有的地方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却长期陷于贫困。关键在于能否有一套好的体制机制，有效组合和利用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进而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出来。改革就是要创造这样的体制机制。而开放则把发展中短缺的产品和要素，如机器设备、资金、技术、管理体制等引进来，使我们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要素走出去，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人们经常能够看到的现象是，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物质条件还是那些物质条件，体制改了，生产效率就得到极大提高。这个“多出来”的部分，正是改革红利。

我国过去30多年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巨变，是改革红利的具体体现。自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不懈探索和艰苦努力，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大多数产品供求由市场决定，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基本形成；国有经济改革逐步深化，包括个体私营经济、集体经济、外资经济和股份制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迅速发展；现代宏观经济调控架构初步形成，调控经验逐步增多和丰富；对外开放持续推进，逐步融入全球分工体系。这些巨大的体制变迁，打下了形成改革红利的基础。

经济学中的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体制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有关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三个时期出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高，都与当时采取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有关。第一个时期是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着农业生产增长，一部分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进入乡镇企业，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二个时期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邓小平南巡谈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后，非国有经济和对外开放取得长足发展，带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迅速提升。第三个时期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加入WTO和由此推动的国内改革，加大了企业的竞争压力，加快了技术引进和追赶的步伐，从而改进了要素的配置和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