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中国当前城乡社会管理问题的因素可以归为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管理上从计划经济的政府微观管理向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转变过程中,经济管理体制重构中的利益冲突引发了社会管理矛盾;二是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管理体制向城乡一体化管理体制转型过程中,既得利益格局和构建新的利益格局之间的冲突产生了社会管理矛盾;三是由于经济优先发展而社会发展滞后引发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导致社会管理难以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之间的矛盾。正是这多重因素的交织与变迁,影响了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的有效化解,而城乡社会二元分割激发的社会矛盾成为首要的根源。缪尔达尔(1957)指出,城乡的诸多差异会产生进而引起“累积性因果循环”,导致城市区域发展更快,乡村区域发展更慢,乡村发展将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使城乡差异在逐步增大中出现“马太效应”。[2]中国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最终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传导而激发与扩大,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二元管理体制成为整个社会矛盾对立与对抗的集散地。因此,城乡二元利益分化带来的不公平成为当前社会管理变革的基本动因,利益分化和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也唤醒了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提高了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期望度,因而,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创新成为整个社会的期盼和要求。
在中国社会转型大背景下,改革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在各种利益冲突与重新组合过程中,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阻碍造成了资源与利益配置的诸多矛盾,表现在城乡社会管理上形成了如下的问题:
(一)城乡二元体制造成城乡社会利益失衡进而引致城乡资源配置不平等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实行的是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制度,这种制度以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为核心,形成了城乡不平等的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其理念是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保证工业和城市优先发展。虽然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入,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与资源配置的城乡二元格局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引发相关社会问题集聚发生、社会矛盾呈现越来越尖锐化的趋势。而随着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加速推进,市场主导型经济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叠加,又造成了新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和新的城乡差距,不仅对扩大内需、调整结构、推进城镇化形成制约,还成为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的主要原因,成为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阻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互为影响,中国经济结构滞后、资源环境约束增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等,无一不与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管理体制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以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为重点,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成为实现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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