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案同判：法律义务还是道德要求（8）

(一)同等情况同样对待与强主张      

即使“同等情况同样对待”的确是辩护“同案同判”的适当理由，但是它也未必辩护的就是同案同判的“强主张”。这是因为，任何的道德准则均具有“分量”或者“强度”的特点，它均可以被与它同一位阶的其他道德准则所凌驾，也可能凌驾于其他的道德准则之上。[24]所以，仅仅强调“同等情况同样对待”是适当的辩护理由，那么它通常也只能确保同案同判的“弱主张”。这至少说明，“同等情况同样对待”要想成功辩护同案同判的“强主张”，还需要两个额外条件的成就:一是需要进一步强调“同等情况同样对待”的重要性，二是需要附加“类型化标准”的条件。  

认为“同等情况同样对待”辩护“强主张”的支持者，通常都会去强调这个一般的正义原则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其本身是无法被合理反对的道德要求。在他们看来，“同等情况同样对待”拥有比想象高得多的重要性，某种意义上，它似乎拥有某种终极价值的地位。支持者为进一步强调它的重要性，开始运用了“自然正义”[25]之类的语词。联系到罗尔斯关于“自然义务”(naturalduty)的说法，就会理解为何“同等情况同样对待”这种“自然正义”拥有高度的重要性。在罗尔斯看来，自然义务的特点在于，该种义务应用在我们身上不但与我们的意愿行为(voluntaryacts)无关，而且它们与各种制度和社会实践并无必然的关联，该种义务的内容也非由这些(制度)安排的规范所规定。因此，我们有不应残忍的自然义务、有应当帮助他人的自然义务，无论我们是否做出过这样的承诺;即使我们没有承诺过不残忍或者帮助他人，这些都不构成拒绝该种自然义务的借口或有效辩解。[26]由此可以发现，“自然”一词的准确含义是:它是指与“制度的”和“意志的”想对立的状态，所以自然正义应当指既与制度安排无关、又与我们的意志选择无关的正义要求。依照这个逻辑，“同等情况同样对待”如果是一项自然正义，那么它就拥有了近似于“构成性”义务的角色，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此时它的强度就足以支持同案同判的“强主张”。     

不过，这样的说法依然存在严重的缺陷:第一，即使我们承认“同等情况同样对待”的确是某种“自然的”正义要求，但是无法否认其他自然正义存在的可能性，例如生命、财产、自由等等，因此它仍然存在被其他的道德要求凌驾的可能性。而且实践中也的确如此，请考虑下面这个关于“错误决定”的例子:[27]假设在情形S中，给出了A的决定，并且A后来决定被证明道德上错误或者不恰当(但并未被改变)，此时假设面对与S相似的情形S’中，考虑到“同等情况同样对待”，那么是否也应当给出A这个决定?换言之，如果不是事先就存在着SA的话，而是直接做出S’A的决定，[28]那么这种做法就是道德上错误的，问题是“同等情况同样对待”使得基于SA得出的S’A因此就是正确的吗?无论你会给出怎样的回答，最终的结果都会使得“同等情况同样对待”拥有被凌驾的性质。如果你的回答是S’A因此正确，由于此时“同等情况同样对待”实际上就是“因为SA，所以S’A”的同义反复，所以你还得寻找其他别的根据以证明S’A是正确的，那么此时“同等情况同样对待”的分量就会次于其他的根据。如果你直接表示S’A错误，那么一定是因为在你看来，“实质上的正确”这个要素的分量凌驾于“同等情况同样对待”之上。第二，即使自然正义的说法是恰当的，但是并不必然就意味着“同等情况同样对待”一定是某种类型的自然正义，这是因为该标准本身就预设了“人际互动”的存在，如果可以用“社会实践”这个语词合理替代其中的“人际互动”，那么“同等情况同样对待”就成为“非自然的”正义。何况，如果将“同等情况同样对待”放置在评价司法裁判的地位上，那么它所针对的更是一种毫无疑问的社会实践，此时“自然正义”的属性就应当从中被剥离开来，它也就随之丧失了类似于终极价值的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