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元：中国改革新逻辑（8）

例如，对公益性资本运营公司，就不能以资本增值作为主要考核指标，而应着重在成本控制、服务质量等方面提出要求。这些，都需要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逐步完善。

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是完善国资监管体制的重要方面。《决定》要求，“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我国从1994年起，国企利润留给企业，当时国企处境比较困难，1997年全国国企利润才几百亿元，半数国有企业亏损。所以，当时规定国有企业利润不上缴是可以理解的。

此后，国有企业利润大幅度增加，2006年突破1万亿元，2007年达1.62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利润近万亿元。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维持企业利润留给企业显然已不合适。

2007年12月，财政部和国务院国资委发文规定，中央企业分三类分别向财政部上缴10%、5%利润和三年暂不上缴利润。地方国有企业由地方国资委决定利润上缴制度。经过三年试运行，2011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1年起将5个中央部门（单位）和2个企业集团所属共1631户企业纳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同时适当提高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其中，资源类企业由10%提高到15%，一般竞争类企业由5%提高到10%，军工科研类企业收取5%。这几年，不少人认为国企利润上缴比例偏低，希望能达到国际上国有企业平均分红比例30%的水平。

还有，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应调入公共财政预算，主要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而不要留在国有企业中调剂使用。

我体会，这次三中全会有关决定正是根据上述情况作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