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灵巧型政府建构进路（3）

但颇为讽刺的现实是：“美国人一边希望政府越来越小，一边希望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造成依靠政府合同外包业务等为政府服务的影子员工（Shadow Workforce）激增，这些员工甚至超过联邦政府的文职公务员、邮政服务人员及军人的总数。”[[10]]“影子员工”的兴起看似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变通，表面上看似政府规模缩减，但为了满足民众公共服务需求不得不招聘大量“影子员工”，也就理所当然的造成政府行政经费运营支出逐年增加。而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规模的政府呢？奥斯特罗姆在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发言中坦言：“学者总是批评政府雇员规模而不是探析其原因”。所以，当前深入总结和分析已有理论实证研究将对我们未来进一步对该问题探索极具裨益。

2、不同视角下的政府规模分析

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理论的支撑，政府规模研究的理论背景多元多样，较为典型的有：基于民众优先理论（Citizen-over-state Theories），强调政府规模增加是由民众对政府服务项目需求增加而引发的，即需求驱动型，此视角下的政府规模研究认为：政府作为公共产品产品提供者并降低公共产品的负外部性，进行收入分配调节，和解决利益集团问题，对政府规模的扩张持理解态度。而国家优先理论（State-over-citizen Theories）则与上述相反，指政府部门天然具有扩大其规模的内在诱因，即供给驱动型。在此理论视角下论证多从官僚制、财政幻觉、政府垄断及利维坦式国家等出发，对政府规模扩张持批判态度。[[11]]其他还有从历史和经济视角出发的决定论和路径依赖或布坎南分类学来解释政府规模的扩张等不一而足。

虽然有关政府规模问题自其诞生以来一直为历史上研究者所关注，但真正深入的学理分析和实证验证则是出现在各种理论推动下和统计数据发展支撑下20世纪中后期。由于对政府规模的理论假设和实证验证还必然需要涉及衡量其规模的标准。但政府规模的抽象性和难衡量，使得学者通常借用相关数据来间接测算政府规模。一般而言：政府财政支出，行政成本，转移支付和补助，国有企业规模等均易于测算和获取数据，常被用做间接衡量政府规模大小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形成分析政府规模大小的溢出效应，特别是分析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典型的是通过大量的跨国数据来验证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如格鲁斯曼（P. Grossman）通过分析1929到1982数据测量美国政府规模大小指出：政府支出最初对总体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但政府决策不可避免带来效率低下的公共产品进而导致支出增加，其分析证实政府规模增长与经济增长速率负相关[[12]]理查德（Richard V.）和洛威尔（Lowell G.）分析发现精简政府对经济发展和增长都有正面影响，其认为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对经济有负面影响，因此美国联邦政府1991至1997的连续精简促进了经济增长速率。[[13]]实证研究进而还测算出政府支出占GDP理想比例为15%到25%，[[14]]其中发达国家政府支出占GDP比重至少在20%。

学者进一步研究则通过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口经济大国和小国的不同政府规模影响，深化了对不同国家政府规模的差异化讨论。如二次方程模型中，经济自由度伴随税收增加而增加，但当税收达到GDP的20%时，发达国家经济自由度开始下降，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直到税收占GDP的39%时，经济自由度才开始下降。[[15]]也有实证研究强调政府支出和税收增加并不会伤害经济增长，从历史来看，大政府时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停滞。[[16]]不但不影响，甚至还促进经济发展，因为更好绩效表现的政府通常是较大政府并征收较高税率，而表现差的政府则相反。所以大政府并不意味是不好，不能将大政府总是与坏政府相联系，问题是如何让更好的政府变得更大才是研究的关键。[[17]]而在对不同规模国家的研究中，使用42个小国的财政数据分析表明，国家规模与政府显著负相关，人口总数在200万以下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规模倾向于建设大政府。[[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