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灵巧型政府建构进路（5）

三、建构灵巧型政府

新世纪后，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经济迟滞的同时，有关政府监管漏洞暴露无遗，也令学者和实践者重新思考政府规模问题，并反思传统政府规模争论中的理论不足和实证冲突，提出未来政府改革方向应该着眼于灵巧型政府建构。灵巧型政府不同于传统意义的电子政府（E-government）、数字政府（Digital Government）、智能政府（Intelligent Government），更跳出了将政府作为一种工具进而争论大政府小政府的工具主义研究的陈旧思维。灵巧型政府概念最初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议员2010年提出的《责任、透明、回应性政府审计法案(SMART Government Act)》，该法案名字首字母缩写构成灵巧型政府（SMART Government）理念，到2011年克林顿有关灵巧型政府的新作出版，将灵巧型政府理念从单纯的政府审计和预算扩展到政府的整体改革朝向和目标，进一步扩大该理念在美国各州实践和学术界影响。

灵巧型政府理念强调现代社会中政府建构要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是智能化、可扩展性和互通性。信息技术的广泛采用，使得现代政府可以全天候通过网络化的电子政务为居民个人或组织机构提供全天候的公共服务和信息咨询，信息公开和透明化也被认为将“带来政府更加负责的行政行为及效能提升、开支削减”。[[22]]但智能化政府建设背景下却时常遭遇部门分割下的信息壁垒和信息孤岛，不统一的数字化标准、各自为政的数据采集平台无法实现信息共享、互相扩展和联通，并造成数据采集的重复作业。灵巧型政府建设中强调以顶层设计信息共享标准和激励规则，并形成相应的制度保障政府资源可扩展和互通以充分发挥信息时代政府效能。

其次、蕴含政府建构要朝向开放性、合作性和可持续性。开放性与合作性既要对政府内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间打破传统壁垒，还要对公共服务对象的个人和组织予以开放和合作。一个开放、协同、合作的灵巧型体系是将政府为主体的政府行政过程转变为以社会公众为主体，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协同互动的公共价值塑造过程。美国学者摩尔（M. Moore）在1995年提出的公共价值（Public Value）作为强调公共管理追求的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灵巧型政府契合公共价值追求，强调政府行为主体人的作用，信息技术和社会工具仅充当催化剂作用，象征着行政部门在政策制定与执行上的一个根本性变革，提升组织能力、获取政策执行的认可度和接受度，降低行政阻碍实现行政过程的可持续。特别是在“政府资金日益缩减时代的行政管理改革目标更要瞄准提升组织能力，以最少公共支出实现公共组织的可持续性”。[[23]]

最后，意在增强政府回应性、灵活性和实用性。辅以信息技术形成灵巧型政府建设框架，通过包括信息交换分析，事件捕捉分析，用户接入等，实现差异性公共服务输出，绩效评估等。当前经济压力驱动下的政府服务需要更多的创新型思维和解决方案，不断回应和灵活满足不同公民的不同服务需求。而实用性则强调制度刚性和执行弹性，以实现政策有效性和真正的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采取最适合策略，即使在信息时代，不同国家的不同类型政府也趋向于采取不同的政策工具，信息流动全球化并没有改变政府政策工具使用的路径依赖和习惯。

实践中，《前进，加州（California Forward）》灵巧型政府框架勾勒重组州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改革方案，以期为纳税人和公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其改革方案包含五个要素：聚焦结果、调整责任与权力、调整州政府角色、促进区域合作、鼓励州与地方政府部门整合，并在市一级层面破除乡土观念（Parochialism）。通过这些调整减轻政府财政压力，[[24]]同时还达到促进就业，提高教育、减少贫困，降低犯罪，提高医疗健康服务水平等五大政府目标。加州一向作为美国政府公共创新的发源地和试验地，其不断推动的灵巧型政府建设实践正在引领未来政府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