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重温毛泽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3）

鉴于农民军受到重挫，崇祯调孙传庭、洪承畴等往辽东防务线。此使处于革命低潮中的李自成在商洛山中获得休整喘息。与此同期，东北方向狼烟再起：金军于1634年、1636年（当年后金改称“清”）和1638年三次入塞。

1638年5月，崇祯提出“剿兵难撤，敌虏生心”[8]的题目请诸臣破解，兵部尚书杨嗣昌为此提出“必安内方可攘外”[9]的解决策略：力主通过与清议和而得以全力清剿关内农民义军，此提议得崇祯默许，但遭到宣大总督、勤王兵总指挥卢象升及全国上下的激烈反对，致使崇祯举棋不定。而清军方面则坐等李自成和朝廷军队的内耗进一步加剧以图渔利。

由此后推三个世纪的同一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也在与国民党军队进行着反“围剿”战争。1930年11月，国民党调集约10万余兵力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歼灭国民党军1.5万余人，活捉敌第18师师长张辉瓒，红军获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1931年2月，蒋介石再发20万人的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对红一方面军实行“围剿”。中央红军“诱敌深入”，连打五个大胜仗，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6月，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约3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根据地，然后再深入进行全面清剿的作战方针。红军方面军总前委决定仍以诱敌深入方针应对，毙伤俘敌3万余人，获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1932年5月，蒋介石采取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最后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的方针发动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沉着应战，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3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第四次“围剿”基本打破。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路线把持中央领导机关，提出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口号，与国民党军队实行正面决战，致使红军遭到严重削弱并被迫进行长征。1934年11月湘江之战失败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为了纠正“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议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成为红军作战的指导方针。遵义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1935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在强渡大渡河后与四方面军会师。此时，中央内部出现张国焘南下入川还是毛泽东北上陕北不同主张的争论和张国焘脱离坚持北上的中央、率军南下川康的分裂事件。毛泽东中央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方面军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翻越六盘山，突破国民党军最后一道封锁线，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红军到达陕北延安一带，建立陕甘根据地——此与李自成蛰伏商洛山隔河相望且直逼中原的经历相似。与此同时，蒋介石调张学良东北军——扮演的正是当年洪承畴、杨嗣昌的角色——到陕西围剿陕北红军。

在东北方面，1933年1～5月，日本侵略军已占领中国热河、察哈尔两省及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土地，进逼北平、天津，国民党政府鉴于所谓“亡明覆辙”的教训，也提出与杨嗣昌的主张相同的“攘外必先安内”[10]的方针，设法与日本人议和并签署了限令中国军队撤退的《塘沽协定》。1935年11月，日本唆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冀东22个县宣告脱离中国政府管辖，沦为日本殖民地。此事促使北平学生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华民族陷入全面危机。蒋介石为打内战不惜投降买国的政策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揭露和全国人民的反对。1937年8、9月，蒋介石约见德国大使陶德曼，谋求与日本外交“调停”。蒋介石——与崇祯面临的压力和选择结果相似——在国人巨大舆论、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的压力及日本侵略者“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重重倒逼下，最终放弃此努力[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