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与重大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阶段召开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推进机制，对社会各方深化改革的诸多诉求和期待给予了明确和积极的回应。这些改革举措若能得到切实贯彻，对于应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对于促进我国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保障国家现代化进程继续向前推进，将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总体部署

（一）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

《决定》“总论”部分讲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讲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其中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两句话，一是，总结过去，“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二是，面向未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那么如何理解这两句话的含义呢？我想结合自己对我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从比较大的历史视野上为大家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一个背景。

大家知道，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论是在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在社会文明程度方面，中国都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估计，在公元1800年之前的3个世纪，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直到鸦片战争发生前20年的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还在1/3左右，其经济总量比整个欧洲要高出约20%。但在之后的大约160年间，中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持续下降，辛亥革命前后降到9%左右，新中国成立前后降到4.5%，而改革开放前甚至降至不到2%。经济的落伍和国力的衰败使得国家和人民饱受欺凌和屈辱！赶上世界潮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鸦片战争以来全体中国人的不懈追求。

那么，截至目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下一步面临什么样的任务？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从1979到2012年的34年间，GDP年均增长9.8%，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1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7.3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已经超过10%，人均达到5440美元，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成功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

如何看待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呢？两句话：第一句，我们有理由感到高兴，感到自豪。第二句，切不可沾沾自喜，忘乎所以。这是因为，一方面，虽然我们今天经济总量不小，但人均水平仅处于全球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因此发展水平不高，发展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另一方面，即使有一天我们的GDP总量成为全球第一，我们也不用理由自满，也要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因为GDP全球第一并不意味着你最富有、你发展水平最高，你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依然很大。另外，最重要也是最值得我们吸取的历史经验是，经济总量大，并不意味着国家强。刚才说过，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我国的经济总量就是世界第一，但并不能阻止列强的侵略。中日甲午战争时，我国的经济总量是日本的好几倍，也避免不了我们失败的命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经济总量虽大，但技术水平低，生产和出口的都是丝绸呀、瓷器呀、茶叶呀之类的东西，而人家经济总量虽然没有我们大，但技术水平、机械化程度高，有坚船利炮。另外，国家治理体系是否有效、治理能力是否较强，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在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上，有一个重要的经验值得我们今天很好汲取，叫做“肥羊效应”。就是在自然界的丛林法则中，如果你是一只老虎或者狮子，你有能力保护自己，那么你长得大一些、肥一些没有关系。但假若你是一只羊或者一头猪，没有能力保护自己，那么，长肥长大对你来讲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们在长大长胖的同时，还必须长强，必须逐步积累起保护我们自身不受宰割和掠夺的能力。

因此，我国现代化建设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再经过10-20年的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社会，实现既富又强，从而完成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当然，这里的强并不仅仅是国防力量强，还包括较强的软实力，包括你的价值观、你的治理能力等等。那么中国能够顺利实现这个目标吗？

在后发国家的追赶式现代化过程中，有两条国际经验值得我们深思和高度重视。第一条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近现代以来，世界范围内，众多的落后国家都曾经或正在进行着后发国家的追赶式现代化过程。结果怎么样呢？一个十分有趣但非常令人深思的现象是，绝大多数国家在现代化的起步阶段进展都相当顺利，并很快实现了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此后的发展却出现明显分化：少数国家成功地将发展进程保持下去，并最终实现了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转变，最成功者当属日、韩等；而大多数国家，典型的如拉美的阿根廷、智利等，亚洲的印尼、泰国、菲律宾等，都陷入了长期的停滞、徘徊，迟迟难以实现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国际经验叫“制度高墙”现象。在2009年的时候，美国哈佛大学一个教授写的一篇文章很有意思，他们选择了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并用一套指标对这100多个国家的制度优劣状况进行了定量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很值得我们今天深思，他发现，当人均收入在11000美元之前的时候，收入水平的高低和制度的优劣关系不大，不太密切。但到了11000美元之后，经济增长的绩效和人均收入水平的高低与制度的好坏则密切相关，凡是高收入国家都有比较好的制度安排。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中等收入国家将难以跨越11000美元的高墙而进入高收入社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中等收入陷阱”和“制度高墙”现象呢？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后发国家追赶型现代化的过程中，从低收入社会向中等收入社会的转变，与从中等收入社会向高收入社会的转变，是两个性质上不大相同的发展过程,面临的发展环境、发展条件不同，需要的发展模式和体制保障也是不同的。在前一个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主要依靠低成本、现有成熟技术等后发优势，这时对经济体制好坏的要求不高，只需要基本的政治社会稳定就能够启动工业化的进程，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当经济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之前的许多比较优势会发生变化，比如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等，也会面临更加复杂的政治、社会环境，比如当人们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对公平、正义的要求会更高，相应的政治诉求也会不断提升等。

从各国的经验看，成功实现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关键，是要实现两个方面的创新和转变，一是增长动力的创新，即从低成本要素投入推动的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的增长，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和提升；二是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即从传统的国家、社会治理模式转向现代治理模式，以有效协调利益关系，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实现不了这两个方面的创新和转变，现代化进程遭受挫折，就会停滞甚至逆转，大多数掉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在这两个方面出了问题。

然而，实现这两个方面的创新和转变绝非易事，因为它们对体制的好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些国家之所以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因为过不了体制改革和发展模式创新这个关。从我们自身的情况看，过去30多年我国的发展相当成功，但是过去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今后的成功。我国现行发展模式的弊端和不可持续性已经十分明显。然而转变发展方式的问题已经提出多年，为什么迟迟难以转变？最关键的还是体制模式没有转变。因此，关键是通过改革，构建起能够支撑科学发展、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这不仅需要在经济体制方面继续创新，也要在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及军队建设体制、党的建设和领导体制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了解了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们再来阅读《决定》中那句“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就能体会到其中的深刻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