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推动殡葬改革从党员干部做起（4）

据报道，早在1956年，党中央从中国地少人多的国情出发，就向全党发出了人死后火化、不再安葬留坟的倡议。周恩来为了给党员干部带个好头，早在1958年就派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到重庆将1940年和1942年分别埋在那里的岳母杨振德和父亲周劭纲的灵榇挖出，火化后再深埋，不再保留坟头，坟地交地方耕种。周恩来还决定“死后火化，撒掉骨灰”。后来，周恩来的头把骨灰撒在北京上空，二把骨灰撒在了密云水库上空，三把骨灰撒在天津，四把骨灰撒在滨州。

“人死了，不做事了，还要占一块地盘，这是私有观念的表现。我们中国人多地少，所以坟地问题一定要解决。”周恩来如是说。像周恩来这样的伟人有此认知，并做到“死后火化，撒掉骨灰”，普通党员干部有何不能做到的？

“殡葬改革是天下难事，难就难在要破千年旧俗。”难，不怕，只要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要求别人做到自己也做到，并且做好，普通党员就会心服口服，民众更会竖起大拇指，心甘情愿地追随。当然，仅靠号召还不够，《殡葬管理条例》正在修订，加强监督检查，强化责任追究，对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在丧事活动中的违纪违法行为，依纪依法严肃查处，才更有警示意义。

【启示与思考】

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意义重大，诚如意见所说，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有利于减轻群众丧葬负担，有利于树立党和政府良好形象，有利于解决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矛盾。这些造福当代和子孙后代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党员干部应该不难理解。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放弃“入土为安”的观念，接受火葬，这与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当初的积极倡导是分不开的。但是，当群众逐步放弃殡葬陋俗，接受文明节俭办丧事的新风尚时，也有不少党员干部反其道而行，希望追悼会能办得更隆重，墓地能建得更豪华一些。

一些党员干部在丧事上大操大办，除了有借机敛财或者宣扬风水迷信的动机之外，更有“至死不渝”的特权思想在作祟。人死不能复生，不过一抔黄土而已，这个道理党员干部不会不知，一些人之所以看重死后，无非是仰仗权力资源觉得自己比别人特殊和高贵。一贯讲排场、搞特权的人也不会放过人生的告别，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也败坏了社会风气，是党员干部在价值观迷失的一种典型表现。

中央要求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体现了从严治党，让那些从生到死都热衷特权的人，再次看到了不断收紧的红线。对党员干部来说，只有特殊要求，没有特殊权力，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都不能凌驾于群众之上。

殡葬改革，是对公权力违规使用的重要约束，也是建立现代公序良俗的需要。因此，这项改革不仅适用于权力运行机制这一范畴，也适用于古老社会传统、固有习俗这一更宏大的范畴。这就对殡葬改革能否可持续，能否达到预期目的，能否上升为从党员、干部到一般群众的文化自觉提出了更高要求。

建立更现代的殡葬程式和生命认知，权力机制内成员理应做出表率，以此带动全社会规模的改革行动。这个过程可能是漫长的，短期无法评估的，却是必须长期实施的。这也意味着，需要恒定持久的制度规范。由此考量，此前颁行的殡葬管理条例、民政部相关指导意见及地方性法规，需要更新已显滞后的内容，根据殡葬改革的新要求，纳入新的政策精神，强化可操作性。

同时，需要把殡葬改革纳入整体改革议程中。“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新思路，其涉及面足以涵盖殡葬改革的制度供给需要。殡葬改革既涉及政治文明的优化，也涉及生态文明的加强，同时也在行政职能转变的改革框架内。如果公权力更多地体现出服务性，一些地方存在的殡葬“特权”，也将失去存放之所。

更重要的是，“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具有最强大的政治意志，并设定了清晰的目标和操作路径，其长期性战略，将使殡葬改革获得最可靠的动能。

要让殡葬改革顺利进行下去，就必须将其从移风易俗的“口号治理”中解放出来，提升到“制度治理”层面。以改革寻求制度红利的当下，正是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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