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哲学的角度看,我国的国防战略需要置于国家战略的框架中认识。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国防战略呈现不同的情况。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段时间,军队建设以国家的发展大局为重,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1990年代军队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提出打赢现代技术战争,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之后提出打赢信息化战争,建设信息化军队。习近平同志当选中央军委主席以来,全军进一步统一战略思想,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努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军队建设应着眼提高战斗力,能打仗、打胜仗是强军之要。
郭震远(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大战略必然蕴含着大思维、大哲学。真正有价值的国际关系理论其实就是哲学思维、哲学方法的综合。
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我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我们国家如何与世界相处且如何在世界舞台上自处。具体而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与美国亚太战略挑战,领土主权完整与稳定国际周边环境、化解矛盾纠纷等几组国际关系矛盾都需要围绕上述挑战来协调。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这一挑战不仅仅是外交问题,同样关乎新时期下国内局势的改革深化。
在处理国家内政外交的重大战略问题时,在顶层设计之上,还有必要形成更为宏观、更为统揽全局的总体设计思想。总体设计的思想早就蕴含在钱学森先生对“两弹一星”工程的总设计与总协调之中。总体设计不仅涵盖顶层设计的目标指向,同时关注了摸着石头过河等方法论内涵。这就在总体论的视野下强调了战略目标与战略手段的系统性与协调性。
李鹏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与战略学相比,战略哲学有必要进行形而上层面的思考,有必要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深入的反思与追问。其中,战略目的与战略行动两个问题是急需以哲学的方式给予关注的重要基础性范畴。
从战略目的看,涉及哲学研究的价值论分析。价值设定是战略的核心出发点与落脚点,然而,实证科学的传统导致许多战略研究者或制定者将战略目的当作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天然存在,所有的战略设计建立在一个没有哲学合法性的价值目标之上。比如区域建设、官员考核均单纯以GDP来衡量。我们处在一个经验主义与人文主义交织并行的时代,战略设计的经验行为绝不能将人文的价值关怀排斥在外,而应在战略设计、战略决策之前进行必要的价值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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