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行动看,涉及哲学研究的因果论分析。学者们都尝试以理性的思维来建立一个符合科学认知的社会行为图示。然而社会行为的因果性分析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图景具有本质的差别,即社会行为图示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这一不确定性又在本质上源于作为社会的人的想象力与情感。这就需要我们在对社会行为图示进行言说的过程中引入必要的文化基础分析。如《菊与刀》的人类学研究便为美国对日本进行战后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决策参考。
丰子义(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哲学思维所具备的宏观性、总体性思维与战略思维是相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新的改革的集结号。从战略目标看,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战略重点看,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战略立足点看,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从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成为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战略手段看,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成为改革的重要动力;从战略步骤看,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从战略方法看,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形成改革合力。总之,《决定》包涵着丰富的战略哲学思想,继续研究改革问题,继续推进改革实践,离不开这些思维。
刘敬鲁(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全面深化改革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了服务于这一价值追求,我们将改革的总目标设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总目标的统揽下,又围绕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改革发展的子价值体系。比如,在经济体制方面,要追求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在政治体制方面,要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在文化体制方面,要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社会体制方面,要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生态文明体制方面,要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在党的建设制度方面,要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改革方向的确定与方法的选择都需要紧紧围绕这一战略价值体系来展开。这实质上也是战略哲学的问题。
(古荒、胡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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