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3）

另外，有个国家在外交上比较低调，但值得大家重视，那就是德国。德国成功地把欧洲变成三个欧洲。欧盟28国现在实际上分三个层次，一个是欧元区欧洲，以德国为中心，成员之间非常团结，经济不错。一个是依附性欧洲，主要是东欧的十个新国家，他们听德国的。另一个就是英国。英国现在被德国人成功地赶出了欧陆。在欧陆内部，德国把法国压了下去。所以欧洲安全问题的核心是德国。欧洲人用过三个办法来对付德国。第一个办法是黎塞留（路易十三、路易十四的宰相）的办法。黎塞留对付德国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德国分成200个国家。法国的崛起是以德国牺牲为代价的。第二个办法是奥地利前首相梅特涅的办法。他把200个公国合并成30个公国，再让30个公国组成一个泛德联盟（Pan-German League），他认为这样使德国足够强，让法国不能随便欺负他，但又足够松散，他又不能欺负别人。这个办法施行了半个世纪，直到俾斯麦统一了德国。“二战”后，欧洲人对付德国的办法就是把德国欧洲化。这是由法国学者让·莫内提出来的，然后由时任法国外长的舒曼把它变成了一种政策，称为舒曼计划。他们二人被称为“欧盟之父”。有意思的是，成立欧盟动机之一就是压制德国，换一个角度就是把德国欧洲化，而现在欧洲正在发生的是欧洲德国化。

未来十年国际局势八大趋势

第一，未来十年，全球治理需求上升、供给下降，存在着管理赤字。

在“冷战”刚结束的时候，人类只有十亿多一点的工业人口，其中欧、美、日有七亿人，苏东集团五亿人中一半是工业人口，加上亚洲四小龙等，也就是十亿多一点。20年之后，情况有所不同。首先原有的这些国家工业人口壮大了，欧、美、日加起来九亿人，苏东集团都进入现代化进程，有七八亿人。然后，中国、印度、巴西、印尼等人口大国也加入现代化进程。因此，现在世界的工业人口超过30个亿，是20年前的三倍，而且以后还将继续快速增加。以中国为例，现在中国住在城里的人口实际上超过50%了，只不过有一些人没有身份，下面20年就要解决他们的身份问题，还有新的城市化，我估计在不太远的将来，中国将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人口。不仅中国如此，印度、印尼、巴西、土耳其亦如此。

工业人口增加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资源消耗增加。一个城里人一天消耗的水是一个农村人的十倍。消耗增加的另外一面就是环境破坏增加。然后是社会管理复杂化。人们离开古老的乡村，来到新兴的城市，由农民变市民了，管理就变得复杂了。农民一定是住在一个个自然村，也就是一个Community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村可能存在了几百年了，归属感很强，只要把这个Community稳住，大部分社会问题就稳住了。但到了城市就不一样了，城市人是Lonely crowd（孤独的人群），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在1955年写过一书，叫《the Lonely Crowd》，专门讲城市现象。城市里的人是孤独的人群，原子化的个人，看上去很热闹，其实心和心很远，没有归属感。那么，这种农民转市民的新的生存状态，意味着政府管理是复杂的，市民又骄气又脆弱，既要政府管很多事，然后又要监督政府，挑政府的毛病。放在全球来看，就是全球治理的需求会上升，但原来全球治理的两个提供者——欧洲和美国都有点累了，所以供给下降。大家希望中国在其间发挥作用，但坦率地讲，中国在短期内没准备好。中国主观上愿意参与全球治理，但能力上还要一点时间，起码要有个学习过程。

第二，世界经济周期将会进入一个下行周期。

在世界经济学说里有一个理论叫做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也就是根据科技生产的频率，会出现40年左右的周期：前20年，以前积累的科技技术成熟了，可以市场化，新产品很多，投资也很容易成功，投资增加，就业繁荣。但再过一段时间，成熟的技术没了，新的技术跟不上，市场里都是老产品。这个时候，大家不愿意购买产品。那么，投资就没了去向，或者投资容易失败，大家不投资，不投资就没有就业，就进入一个萧条期。

根据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最新的周期是这样的：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个上行周期，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长达20年的超长期繁荣。然后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2030年，应该是一个下行周期。如果这样，未来十年当然在下行周期里面，这就意味着世界经济的基本面不太好。这也就意味着，像中国这种比较依赖外贸的国家需要加速内部调整，把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转向国内。

第三，在世界经济的周期往下走的时候，世界政治动荡的周期往上走。

按照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的说法，现在全球正在经历“全球政治觉醒”（global political awakening)。这个说法背后的逻辑是全球各个地方正在发生四件事：一是城市化。农村的年轻人都往城里跑，尽管城里不尽如人意，他们也不愿意走往回走。这是个全球现象，但就产生了政治后果，带来了政治上的压力。二是教育普及。教育普及是个好事，但是在政治上，识字的人的政治要求一定比不识字的高。三是中产阶级出现。城市化迅速进展、工业人口增加，中产阶级数量上升，而中产阶级从无产阶级变过来，他们有一点小资产，保护资产的权利意识特别强。四是网络。网络的出现导致政治觉悟的上升和政治要求的提高。网络是一个新现象，它形成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虚拟世界，也给管理带来了很多挑战。总之，这四件事合在一块使人们的政治要求提高，如果政府没有能力应对这些要求，就会倒台。“阿拉伯之春”后面的历史逻辑就是这个。2013年土耳其、巴西、瑞典等地发生骚乱，我国群体性事件增加，都与此相关。

第四，主要大国内向化。世界上大概除了中国和俄国，其他国家主要领导在国内都很弱势，不能调动国内资源支持他们对外，因此在外交上都不太愿意承担责任，它们实际上都会成为内向化的国家。

第五，中等强国群体崛起。主要大国有点疲弱，因此有些中等强国就起来了，比如说韩国、伊朗、沙特、哈萨克斯坦等中等强国变得非常活跃。中等强国群体崛起，长期来讲，不是个坏事，会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但短期内会有点问题。这些中等强国会导致整个国际局面更不可预测。这些中等强国没有管理过全球事务，起码一段时间里搞不清自己在干什么。

第六，美国的全球战略东移到亚太。这也带来了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中心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对于这个过程，我们中国是欢迎的。从欧洲人角度来看，是不受欢迎的。全球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中心的转变，在欧洲人看来，可以叫做500年未有之大变局。欧洲人一定是不高兴的，不高兴就会抵抗。而且欧洲有一个殖民体系的，中东、非洲、拉美的一些国家也会一起抵御这个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