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走向（5）

三、从阶级分析走向多元分析

对阶级作为整体分析的元素的拒斥，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哲学研究中走向了多元分析。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既然阶级这个政治单位在当代失效，与其修正阶级分析范式，不如以更加激进的形式使斗争主体摆脱阶级框架，即“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新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21]。曾为阿尔都塞著名弟子的艾蒂安·巴里巴尔在1987年发表、1997年再版的重要文章《从阶级斗争到没有阶级的斗争？》中，以后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指出“阶级斗争并非唯一的决定性结构”，应该突出“没有阶级”的更广泛的“对抗的普遍性”。[22]

在所谓的“后”时代，拒斥了启蒙现代的同一性的后现代主义政治强调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各种新社会运动的爆发也在不断要求世界对于各种政治要求的重视。当代社会批判理论家南希·弗雷泽将这种变化称为“作为社会斗争的特殊轴心的阶级的去中心化”，即：“无法简化为‘虚假意识’，那些反对关于性、种族划分、两性关系、宗教和语言的不公正的斗争的当代扩展，证明凭借求诉于一种目的论哲学、声称确定解放的唯一主要代表的那些范式是虚假的。”[23]由于当代微观政治哲学聚焦于交往理性，因此，随之而来的就是身份政治、话语政治、生命政治的兴起，它们分别从不同的分析方法对政治进行分析以期创造对结构压迫和集体身份的新理解，从而能够阐明那些非阶级运动的斗争。

首先，从阶级政治走向身份政治。威尔·金里卡在《当代政治哲学》中说，在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的中心概念是正义和权利，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关键词变成了共同体和成员资格，因为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不能解释或维系共同情感、共同身份。[24]这导致了当代身份政治的兴起。身份政治关注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群体中的个体的成员身份的承认，另一方面是对弱势文化群体的群体身份的承认。可以说，身份政治就是对承认的诉求，它与对再分配的诉求共同构成对当代社会正义的诉求，身份政治还是阶级政治，成为当代政治哲学争论的又一个重要的话题。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异化表现在主体间的交往行为不再以相互理解和承认为目的，而是沦为为获取金钱和权力的功能性手段。所以，“解放视角不是源于生产范式，而是源于交往行为范式”[25]。霍奈特将这种解放视角扩展到承认模式，“每一种集体反抗和叛乱行为的兴起都可以追溯到一种恒定的道德经验框架，社会现实在这一框架中可以根据不断变化的承认和蔑视的规则而得到解释”[26]。也就是说，历史发展是由承认与被承认的冲突导致的社会对抗的历史，即“为承认而斗争”。在查尔斯·泰勒看来，承认建立在“差异政治”的基础上，它“要求我们给以承认的是这个个人或群体独特的认同，是他们与所有其他人相区别的独特性。这种观点认为，正是这种独特性被一种占统治地位或多数人的认同所忽视、掩盖和同化，而这种同化是扼杀本真性理想的罪魁祸首”[27]。所以，阿克塞尔·霍奈特赋予“承认”一种首要地位，承认指的是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相互认同和确认，不被承认是导致当代社会的各种社会斗争爆发的根源。对此，弗雷泽认为，承认只体现了社会中的一种地位，即文化地位，却遗漏了对人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分析。显然，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在这里被韦伯的阶层分析所取代了，即“阶级”、“身份”、“政党”是共同体内的权力分配现象，三者是相互融合的。